多家媒体曝光之后，“高管性侵养女”案一度看似陷入停滞的案件调查，出现诸多进展。

4 月 11 日，烟台市公安局发布警方通报，表示已组成工作专班，并商请烟台市检察院介入； 13 日，最高检、公安部也派出督导组；犯罪嫌疑人鲍某目前则处于取保候审状态。

在事实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当事双方回应媒体时的言论出现矛盾，案情的重点也落到女方是否为“自愿”这一点上。与此同时，几个因素让这个案件变得比一般的强奸案件更加复杂——女方的未成年身份，以及两者之间所谓的“养父女”关系。

许多人由此第一次关注到《刑法》中的一个概念：性同意年龄。在中国，这个年龄是 14 岁。

所谓“同意年龄”，意味着对达到该年龄的人，法律承认其对特定行为有同意的能力。在性同意的语境下，14 岁以下的女童对于性行为即便同意，也被视作不同意；反之则不再适用。

因而，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指出要“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害”，在刑法意义上，14 岁到 18 岁这个年龄段却存在一段保护的真空。

这让 14 岁的性同意年龄在本案中显得格外重要，甚至被解读为被告人鲍某“懂法并避险”的体现——如果双方的性行为发生得更早一点，鲍某的行为将会被直接以强奸论处。但由于，女方接受报道时表示，二人的第一次性行为发生时她刚满 14 岁不久，她面对的是与成年人强奸案相似的情境。而强奸罪，恰恰是最难进行举证和定罪的罪行之一。

为什么是 14 岁？

2017 年，法国连续发生两起惊动全国的案件，并从无到有地，彻底改变了该国的性同意立法。

案件之一发生在巴黎郊区的蒙马尼。一名 28 岁的男子在公园里遇到了受害者，一名 11 岁的女孩，他多次接近她并表示“可以教她如何接吻”，之后把她带回自己的公寓发生了性关系。回家的路上，女孩惊慌失措地打电话给母亲，描述事情的经过，她的母亲随即报案。

但最终，该男子仅以“性侵”罪被判处 5 年监禁，而不是最初指控的强奸。检察官援引刑法表示，这是因为过程中“没有暴力、胁迫、威胁或趁人不备”，因而无法构成强奸的定罪条件，即便受害人才 11 岁。

到那时，许多法国人才发现，法律中并没有“性同意年龄”的概念——强奸未成年人虽然会面临更高的刑罚，但必须要先一步证明“强迫”本身的存在。

“但她认为……她没有权力反抗，反抗也不会有什么用。”女孩的母亲在接受法国调查网站 Mediapart 采访时表示。男子的辩护律师则主张，女孩已经有能力做出决定，“她当时已经差不多 12 岁了……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只瑟瑟发抖的、单纯无瑕的小白鹅。”

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这样的争论几乎是无解的。案件引发法国舆论的轩然大波。最终，直接促成法国通过新的立法：设定性同意年龄，并将这条线划在 15 岁，从法律上认定这个年龄以下的人无法对性行为做出同意共识。

这也显示出“同意年龄”背后的本质，具有不同行为能力的人，在法律里被认为需要担负的责任也不同。

“比如说，《民法通则》中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标准是八岁。意味着如果你已经十岁了，去商店购买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四、五千块钱，商家会认为，你对这个东西的价值是有些认知的，因此有处分能力了。”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这样解释。

他表示， 14 岁的性同意年龄意味着，法律上认为这个年龄之下的人，并没有能力辨识性行为并了解其后果，因此也没有权利决定如何处分自己的身体。这与大众更为熟悉的 14 岁的刑事责任年龄一体两面，是综合了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因素，最终做出的考量。

但 14 岁的年龄设置是否合理？在本案被曝光后，这个问题引发极大讨论，还有网友自发地开始试图通过多种渠道推动立法的改革，呼吁将性同意年龄提高到 16 岁或者 18 岁，以防未来有“更多人钻法律的空子”。

事实上，最高法在 2013 年就曾试图对当下的法律进行补全，以校正未成年人面对性侵行为的弱势。同年 10 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其中指出，“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一些人认为这便是对 14 岁至 18 岁的未成年人进行了保护，“但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上面的限制特别多，又是利用，又是迫使就范，本质上还是对强奸罪中违背女性意志的一个重申。”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朱光星表示。这让事情又绕回了强奸罪难以举证的困境。

无法说“不”的童年

朱光星认为，中国当前所规定的 14 岁作为性同意年龄过低。因为长久以来，中国性教育的严重缺位，社会文化对此讳莫如深，造成了未成年人对于性行为本身的认知落后。

在“高管性侵养女”案中，当事人叙述，她需要通过网上的“医生奶奶”才得知自己被强暴；随着案件发酵，网络上也有许多人开始讲述童年被性侵却不知觉的经历。这一切都显示，立法并没有反映社会的现实。

“放眼望去，全球都达成一致的是，性同意年龄法律的有效必须有两个前提，首先是你得真实地理解你同意的是什么东西；其次，你得有自由的意志来对这个东西说 yes 或者 no。但事实是呢？就我们现在的社会状况来看，14 岁的孩子都是不懂的；而在经济、体力和社会阅历上，他们也都很欠缺，没有能力去说不。”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赵合俊在《中国同意年龄法的缺陷与完善》一文中也表示，中国同意年龄法具有同意年龄偏低、过于简单、性别歧视以及在卖淫领域的误用等缺陷。

他指出，中国现代刑法是参照苏联的做法，以被害女性实际发育成熟与否作为确定幼女的标准。当 1955 年确定14 周岁为同意年龄时，标准其实是女性的发育程度而非性认知能力。两者完全是两回事，却被混为一谈，“这从一开始就错了。”

然而，在此后漫长的几十年中，这个标准一直都没有变化，“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刑法中有太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可能没有人觉得一个数字有什么好研究的，所以谈这个的人非常少。”朱光星说。

她多年来一直专注关于性同意年龄的研究，在还是学生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之后出国读博士期间，专门研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的各国政策，“我发现果然和我预想的一样，人家的规定都比我们要好。倒不是说越高越好，而是他们的配套措施比较完善。”

在性同意年龄的设置上，各国国家的标准并不统一。最低可到尼日利亚的 11 岁，最高可达 18 岁，比如智利、阿根廷等国。

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中，中国的同意年龄是最低的，接下来是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及美国大部分州，均为 16 岁，而印度则在 2012 年将同意年龄从 16 岁提高到了 18 岁。

同意年龄法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 13 世纪就出现在英格兰的世俗法中。大部分国家在历史上规定的年龄都是偏低的，10 岁或者 12 岁。朱光星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但在过去二、三十年中，西方国家都“不约而同”地提高了各自的性同意年龄。 2004 年时，欧洲仍有一半国家和地区的性同意年龄为 14 岁；到了 2016 年，这个比例只剩不到四分之一。

“这其实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漏洞补全的过程，并且能形成一种连带效应，避免恋童癖犯罪者跑到别的国家去继续实施犯罪。”

在此基础上，许多国家还对此进一步细分。在英国，性同意年龄为 16 岁，但对 13 岁以下的儿童还有特殊的法律保护: 他们不能合法地同意任何形式的性活动，而对于“强奸、插入式侵犯、导致或煽动儿童进行性活动” ，最高刑罚为无期徒刑；在德国，虽然保留了 14 岁的性同意年龄，但对于特殊关系下的性行为，比如师生、医患、教练和学生之间，同意年龄提高到了 16 岁。

提高性同意年龄只能为青少年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补足对于性行为的认知不足。田相夏和朱广星都指出，中国对于青少年保护的配套措施，整体都亟待完善。

去年底提交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中，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或者严重暴力伤害的案件时，应避免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再次伤害；询问遭受性侵害的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应当由女性工作人员进行。但这些通常是“宣示性”的条款，朱广星解释道，没有相应的后果，因此也没有那么大的约束力。

2019 年 5 月，上海出台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限制意见，如果发现拟录用人员有相关犯罪记录，则不予录用；同月，广州上线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对于与儿童成长相关的特殊行业或岗位，建立犯罪记录强制查询机制。这些都有待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性秩序还是性人权？

纵观历史，围绕性同意年龄发生的许多激烈辩论，都反映出整个社会文化风气的转向，以及对人的需求与人权本质的思考。

支持提高性同意年龄的人，以科学为依据，指出心理成熟比生理成熟来得更晚，也拿出其他法律年龄标准做对比，比如签订合同和拥有财产权的年龄通常为 21 岁；而反对者则认为，这会限制性的自由表达，并潜在的成为女性对男性进行勒索的工具。

18 世纪末，儿童启蒙概念的出现，认为儿童在本质上比从前认为的更不同于成年人，而且在青春期前后特别容易受到侵害，这推动许多欧洲国家开始制定关于同意年龄的立法。

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流动方式与劳动环境，越来越多工薪阶级的女性出现在工厂、办公室和商店。个体从原本家庭与村庄的关系网中愈发独立出来，更开放的性表达也开始出现，这既带来对性自由的呼吁，也延伸出对于男女之间经济与情感依赖关系而导致的性剥削的讨论。

但值得注意的是，性行为的低龄化并没有导致欧美国家的立法者降低法定同意年龄。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甚至还曾出现过一个俚语，“jailbait”，指在文化上具有性吸引力，甚至性活跃，但法律上低于性同意年龄的女性，反映出这种矛盾的关系。后来，立法者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性文化的发展做出回应 ，并将犯罪者的年龄纳入考量——如果双方都是未成年人，或年龄相近，则可以减轻处罚，这也被称为“罗密欧和朱丽叶法案”。

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的兴起，也都大力推动了西方立法的改变。人们意识到，性侵犯不仅是体力上的不对等，往往更是一种权力的不对等。而受害者也不仅限于女性，未成年男性也处于同样脆弱的处境。

世界卫生组织曾明确: 对儿童的性剥削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其生态往往与成人性剥削大不相同，因此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比如，成年施暴者很少对儿童使用暴力，而是依靠他们的能力“操纵儿童的信任、隐藏虐待行为” 。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呈现出一种趋势，性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基本人权，性法律也从维护性秩序转向保护个人的性人权。以往的风化犯罪逐渐实现了去罪化；一些新的性犯罪，如婚内强奸，则被纳入现代法律所禁止的范畴。

对于未成年人作为受害者的犯罪，法律体现出“家长式的保护”的原则。1991 年，中国批准加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后者从保护主义的角度出发，确立了“儿童的最大利益”的基本原则，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