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性侵4年，多次报警无果之后，18岁的李星星（化名）向媒体求助。南风窗的报道中，她被收走手机，关在家里，失学，和生母失去联系，慢慢滑入一个“只有鲍毓明的世界”，逐渐出现自杀倾向。

几日之后，鲍毓明对财新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她曾“显示出对鲍毓明的追求”，发信息、聊天，为了其她异性的存在争风吃醋，谈论爱情和婚姻，同时反复报案又回到他身边继续生活。同时，帮助她的志愿者也因为这种时时反复的关系而不得不中断帮助。

“这些事实既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人们（包括我们财新自己）的期望，”一天后，财新在撤稿声明中说。 这些期望或许指向鲍毓明，一个把自己描述成sugar daddy的性侵者，或许也指向李星星，一个不完美的受害者。

审视李星星的目光也曾落在伊藤诗织、汤兰兰和无数在Me Too事件中发声的女性身上：物证是否齐全、证词是否严谨、反抗和报警和逃离是否及时。

少有受害者可以通过这些置身事外的拷问，反复受侵犯的人会更对自己的境遇难以启齿。然而，在解答关于受害者心理的问题时，心理咨询师张燎说，“我们要警惕社会问题心理化”。“受害者的不完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不完美，”社工小朱说。

“我从小就知道根本就走不出去”

根据美国防儿童性侵组织Darkness to Light的统计报告，领养家庭儿童被性侵的比例是普通家庭儿童的10倍。

性侵后，受害者却往往会继续待在加害者身边。“李星星能看到的选择并不多，”小朱解释，李星星身边没有家人、朋辈和老师的陪伴，也就意味着她只能属于寄生状态。根据财新报道，她的爷爷去世了，父亲总打她，母亲也不想要她，而在鲍的身边，则“生活和学习条件是上等人的条件，一百个人中也没有一个能享受到的。”

对领养家庭的儿童来说，加害者是唯一的依靠，受害者很难寻求帮助。山西沁源县曾发生一起长达十几年的家庭内性侵案：19岁女孩小英（化名）在童年时被养兄性侵，养父知道后说没关系，“（以后）让你跟你哥哥过，跟你发生关系就发生关系”；到女孩18岁时，被养父囚禁起来，性侵长达数月。

直到同村人报警之前，女孩都未发出求救。在自述中，她说“我从小就知道根本就走不出去”，她常年挨打，养父不许她上学，不许她跟着同村人外出打工，连上街都是小英走到哪，他跟到哪。

一次次说不，一次次被侵犯，无力感随之产生。这就像是动物行为实验里拴住小象的绳子和木桩：受害者先在现实里被拴住，再从心理上被拴住，无法获得逃离的动力。

在被囚禁期间，小英不敢跑，也不敢同村人求助：“村里有监控摄像头，村口一个，广场可能有两个，我如果跑了，他肯定会去查监控；村里路上都坐着熟人，那些老人一发现，也会告诉他。我也不敢联系朋友帮我，怕他报复他们。”

长此以往，有些受害者会对施暴者产生依恋，甚至合理化对方的行为。在李星星的案例中，这体现为反复出现的报警与回归。第一次报警后几个月，她就回到鲍毓明身边；在快满18岁时收到了对方的戒指，又去寻求志愿者的帮助，志愿者们说她“时而说她爱上养父了，时而是真心恨这样的养父”，有人说她和鲍毓明一起做过笔录后，有时会拉着手离开。

“很多受害者缠绕在家庭里，这个问题很复杂，”社工极光说，他们对受害的认知常有波动，“当事人说小王对我很不好，他是个坏人；但另一次的表述里又出现“其实小王也没那么坏，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这就需要社工去澄清。”

“她的自我那么小，要她怎么应对呢？”张燎说，“如果有人说养父对她还不错，或者警告她报警会让养父有危险，她都可能改变主意——哪怕普通成年人要隔断这种关系都不容易，更何况一个受了创伤的孩子。”

这些犹豫与脆弱，反而成为加害者证明她们产生“爱情”的证据；而之后的创伤，他们不愿也不能理解，对鲍毓明来说，孩子不过是“疯了”，“变心了”，与他的行为并无瓜葛。而这种解读一旦被公众采纳，将会给受害者带来更大的伤害。

“所以我编造了这个故事”

李星星在多个城市报案，然而反馈寥寥无几；案件在2019年6月立案，随后因为证据不足而撤案；当年10月再次立案，至今仍在侦查。

因为人证、物证缺乏，性侵案件认定中双方的口供就格外重要。然而，在主要采访李星星的南风窗报道与主要采访鲍毓明的财新报道中，各执一词的冲突已然产生：第一次报警的时间距离第一次性侵过去半年还是一个月，鼓励女孩报警的“医生奶奶”是否存在，以及2016年4月之后，女孩是否一直被鲍毓明带在身边，遭到囚禁和虐待。

而这种叙述中的漏洞一旦产生，受害者往往会面临撒谎的指责。

2008年，美国18岁女孩玛丽报警，称在自己的公寓里被一名男子绑起来实施强奸。然而，警察们凭借一个细节推翻了玛丽的叙述：她在一次笔录里说，自己在强奸犯离开后用嘴把手机叼过来，打电话给男朋友；而另一次笔录则说，自己先是剪断绳子，再给男朋友打电话。

在争辩、挣扎之后，玛丽选择了向警方屈服。她停止哭泣，向警察道歉，写下一份陈述：我有很多很压抑的事情，我想和别人出去玩，但没有人和我玩，所以我编造了这个故事，但我没想到这个事情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在这篇名为《一桩难以置信的强奸案》的报道中，记者说，对受害人的严苛源自于对虚假控告的恐惧：1600年，英国首席大法官，马修·黑尔（Matthew Hale）曾警告道，性侵“这种控告很容易制造，但很难被证明，尤其是为被指责的那一方辩护时。”1980年代之前，美国的法官们都会对陪审团朗读这个所谓的“黑尔警告”。

然而，虚假控告在实际中并不多。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警局记录的每年只有5％左右的强奸案件是基本上找不到根据的。社会科学家通过使用严密的方法标准，仔细地检验了警局的记录，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这类案情只占个位数。

某种程度上说，还原真相对于受害者来说并不容易。“在重大的创伤之后，人是很害怕、恍惚的，有时会出现精神分裂的症状，无法集中精力，”张燎说，而这种长期延续的精神状态往往侵蚀受害时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报案越晚，细节越模糊。

有相当数目的受害者是在多年后才意识到自己受过性侵。“有时候有白领的来访者说了自己的遭遇，我告诉她这是性侵，她才明白过来，”张燎说。这部分源自于自尊，根据《象牙塔的权力：校园性侵》一书中的数据，30%被陌生人强奸的人和62%被熟人强奸的人认为不涉及任何犯罪，他们不喜欢自尊、控制感和价值的丧失，不想用负面的方式去标签自己，或者污名化自己；而另一方面，张燎认为这源自于社会的观念在进步，“性侵”定义的边界被拓展，让当事人明白自己是出于强迫，而非自愿。

然而，当受害者想揭开这个盖子，追求“真实”的漫长过程，却让受害者一次又一次回到被施暴的场景里。警察曾掐着李星星的脖子模仿养父的行为，她在派出所的沙发上睡着，醒来却看见鲍毓明正靠过来；后来，她在派出所连续做了两个周的笔录，多次崩溃，在派出所里甩自己巴掌。

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

在写下认错的陈述后，玛丽经受了长期的自我怀疑。三年之后，强奸犯落网，她的案子才得以改判，而在此之前，失眠、抑郁长期困扰着她，她常常在沙发上整夜不眠，成怕掉回被侵犯的梦境。在遭受性侵4年之后，李星星患有重度抑郁症、重度创伤后应激（PTSD）、重度焦虑症。伴随李星星们的，是长期的失眠、抑郁、焦虑。“我不再去教堂了，我对上帝感到愤怒，”玛丽曾说。她对整个世界的信任崩塌了。

“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蔡宜文说。“每当有李星星的存在，都说明我们的社会保护网是有很多漏洞的，”小朱说。缺位的母亲、她失学时并未警觉的老师，都是这个保护网里失效的角色。如果所处隔离环境，受害者未必有同龄的朋友，这也让社工介入、获得信任变得更困难，受害者可能会觉得，“包括警方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改变我的情境，我就这么下去，反正也是在没有人帮助到我的。”

这个社会对李星星的行为的看法，也在定义这个社会。作为咨询师，张燎长期接触性侵受害者，这些创伤和无力感时时在受害者身上出现，“这就像一个车祸现场，人们的围观、讨论被撞的人有没有问题，警察是不是偏袒了某一方，其实是个社会心理学的问题。”

一方面，挑刺的人或许是在期待无瑕、无辜的完美受害者。这背后是“公平世界谬误”——假设世界是公平的，好人身上不会发生坏事。为了维持秩序感，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找到理由攻击受害者。另一方面，很多人希望维持现在的状态，“当这种事情被广泛讨论，或许意味着小到这个光鲜亮丽的人要受到质疑，大到警察、家庭和社会要受到质疑——它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也反应了不为人知的恐惧。”

对受害者的指摘更多的反映的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他们的问题。“哪怕一个问题，什么是性侵，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共识的——可是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往往是维持现状，”张燎说，这需要更多的关注和扛争。

资料来源：

《令人作呕的“完美受害者”》，腾讯大家，柯晗 ，2017

《一桩难以置信的强奸案》，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false-rape-accusations-an-unbelievable-story，Ken Armstrong (The Marshall Project)T. Christian Miller (ProPublica) ,2015

《象牙塔的权力：校园性侵》，Michele A. Paludi，1991

《从汤兰兰到李星星：未成年人性侵的事实核查，警方和社工可以做些什么》，余陰落日，2018

《山西沁水少女指证养父养兄性侵 村民批评“不懂回报”》，北京青年报，2018

《Darkness to Light 儿童性侵统计数据》，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