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智利作家路易斯·塞普尔维达（Luis Sepúlveda）因感染新冠病毒于西班牙北部阿斯图里亚斯一家医院病逝，享年70岁。

据《卫报》，2月25日，塞普尔维达从葡萄牙一个文学节回到西班牙后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3月1日，他被确诊新冠肺炎，成为阿斯图里亚斯第一例病例。

“医护人员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付出一切，但他却始终无法摆脱病魔困扰。我向他的妻子和家人表示慰问。” 阿斯图里亚斯自治区政府主席 Adrián Barbón在Twitter上说。

塞普尔维达的作品横跨小说、剧本和童书，代表作为《读爱情故事的老人》《教海鸥飞翔的猫》《斗牛士之名》等，曾获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歌奖、春天小说奖等。他因简洁幽默和对南美生活的描摹受到赞誉，被翻译到50个国家或地区。1980年代以来，塞普尔维达在欧洲特别成功，是“欧洲书市上看好的仅次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拉美作家”。

叙述即反抗

塞普尔维达一生经历丰富，从智利火地到挪威奥斯陆，从巴塞罗那到基多，从亚马逊热带雨林到撒哈拉大沙漠，从皮诺切特的监狱到绿色和平组织的驳船……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他1949年出生于智利北部的奥瓦耶，父亲是位主厨，母亲是个护士。16岁时，塞普尔维达跑到一条船上当帮厨伙计，几乎跑遍整个智利，后进入智利大学戏剧学院学习。

年轻时，塞普尔维达投身政治，加入智利共产主义青年团，但1968年被开除团籍，后又加入社会党。1970年代初，他支持阿连德政府，并担任文化官员。到了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阿连德政府，塞普尔维达被捕入狱。被监禁2年后，在国际特赦组织的协助下，于1977年逃离智利，过上流亡生活，直到1989年才被允许重回故国。

回看这段经历，他说：“坐牢、流亡，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流亡期间，他去了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巴拉圭、厄瓜多尔等。在厄瓜多尔，他前往亚马逊地区，与热带雨林中的苏阿尔人共同生活半年，学会当地语言、摘野果、狩猎等。这段生活经历助其写作《读爱情故事的老人》，也奠定塞普尔维达关心人与自然的基调。

1979年，塞普尔维达加入西蒙·玻利瓦尔国际纵队，赴尼加拉瓜参加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索摩查家族独裁统治的斗争。后来，他去了德国，并投身环保活动。1980年代，他成为绿色和平组织的随船通讯员，在全球各地开展海洋生态行动。在汉堡住了14年后，1997年，他和家人搬到西班牙，生活20多年后在此辞世。

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陈凯先在《争夺金币的背后：评智利作家路易斯·塞普尔维达及其小说》中介绍了塞普尔维达的创作观，认为他崇敬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卡彭铁尔等老一辈作家，但不愿走模仿别人的路，并觉得文学正在走下坡路，尤其是拉美文学，太多人学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但又学不好。

“他曾在一次对记者的访谈中说，他是海明威的学生，他要像海明威那样用极其普通的字词写出好的作品来，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展现出与读者的日常生活不同的现实。他还认为现实永远是魔幻的，要把自己看到和了解到的现实叙述出来，让读者去思考。他把自己用类似于游记、冒险故事和侦探故事的体裁创作的小说称之为黑色小说。”陈凯先写道。

北京大学西语系讲师许彤在《塞普尔维达：以全部的力量，书写最边缘的人》中认为，塞普尔维达的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基底，不卖弄后现代叙事技巧，不玩弄晦涩的文字游戏，文风朴拙凝练，留白意蕴丰富，在西班牙语美洲作家中独树一帜，受到了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的双重追捧。不过商业成功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作家的故乡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依然被不少评论家视为讨巧的畅销书写手。

2019年，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他猛烈批评特朗普，称“我是个作家，或许除了讲故事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我也是一个社会存在者，一个尊重自我并且想要在历史的迷宫中占据一小部分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所有被日复一日地忽视、被剥夺了历史人群当中的一员。历史永远都是赢家的历史”。

不过，在《边缘故事集》中，塞普尔维达表达了更为积极的态度。这本书收录34个故事，书写斗争不辍的男男女女。

包括“俄罗斯姑娘弗拉斯卡，她面朝只剩一具枯瘦骨架的咸海，向我讲述着她是如何对抗过那最终杀死了一片满载生命的海洋的疯狂；阿根廷人卢卡斯，他烦透了虚伪至极的长篇大论，决心以一己之力拯救巴塔哥尼亚在安第斯山区的林地；智利人加尔维斯老师，在一段他永远都无法理解的流亡之中梦回破旧的教室，醒来时满手粉笔的白灰；厄瓜多尔人比达尔，他将葛丽泰·嘉宝奉为支柱，强忍着地主的殴打；更有我的朋友弗弗雷迪·塔维尔纳，面对谋杀，他投之以歌……”

塞普尔维达曾造访德国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感到“恶行的重量压在人的顶上”，令人窒息。

“这样的窒闷继而催生出想要认识每一位受难者，讲述他们的故事，紧握文字这唯一足以对抗遗忘的武器，去叙述我们的父辈、爱人、子孙、近邻以及友人的那些辉煌荣耀或是微不足道的事迹的愿望。生命也可以成为对抗遗忘的一种方法，正如巴西诗人吉马良斯·罗萨所说，叙述即反抗。”

暴力巴西的书写者

塞普尔维达去世前一天，同为拉美著名作家的巴西作家鲁本·丰塞卡（Ruben Fonseca）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在里约热内卢逝世，享年94岁。

丰塞卡是巴西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多以直白、干枯的叙事语言表现巴西城市生活中的“暴力”，反映巴西社会的黑暗。起初，这种风格饱受争议，但终获承认。

2003年，他获得葡萄牙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卡蒙斯奖，同年，他在墨西哥获得胡安·鲁尔福文学奖，颁奖人是马尔克斯。许多巴西当代作家（如Patrícia Melo、Luiz Ruffato）认为，丰塞卡影响自己的创作。

他1925年出生于巴西东南部的茹伊斯迪福拉市，但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里约热内卢。年轻时，丰塞卡就读于巴西大学（现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法学院，后进入警察行业，从低级警察做到警察局长。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的创作。后来，丰塞卡在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深造、任教。

丰塞卡的创作包括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等，是最早关注城市的巴西作家之一。其中，许多评论家认为长篇小说《阿戈斯托》（Agosto，1990）是其最佳作品。这部小说描绘1954年巴西总统盖图里奥·瓦加斯过世后巴西疯狂的政治与社会乱象。

但是，另一些评论家认为丰塞卡也是短篇小说大师，尤以《新年快乐》（Feliz Ano Novo ，1975）和《索取者》（O Cobrador，1979）出色。《新年快乐》是他唯一一部翻译为中文的作品。

《新年快乐》出版于1975年，一年售出3万本，成为畅销书，但后来因“有损道德、伤风败俗”被查禁，丰塞卡也被当局攻击。不过，这加强了这部作品和时代的关联。

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若昂·古拉特政府被推翻。巴西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军人独裁政权，时间长达21年。1968年，席尔瓦总统发布的《第五制度法案》宣布无限期中止国会, 并陆续颁布一系列法令增加总统和军队权力, 强化新闻审查制度, 严禁报道任何示威抗议行动，极大破坏巴西的文化生态。

《新年快乐》的译者符辰希在《“巴西奇迹”：天堂或地狱》中指出，在解开围绕丰塞卡的诸般政治构陷与道德诬蔑后，我们方能看清，作者赖以在巴西军事独裁时期的抵抗文学中独辟蹊径的是其优秀的文本质量与背后尖锐的社会批评。在一个国旗上书写着“秩序与进步”的国家，一个暴政雇佣审查者粉饰太平的年代，鲁本·丰塞卡试图用最直白的语言，速写出一幅地下世界的可怖图景，还原一个堕落腐化、暗流汹涌的巴西。

丰塞卡的小说中往往有两类人，一类是社会底层，另一类是警察。他们同为“暴力”化身，但又有不同。

对于前者，暴力很大程度上是生存手段，但也是对不公社会的抗议。在《新年快乐》中，一群劫匪在抢劫富人后骂道：“狗娘养的东西。吃的，喝的，珠宝，钞票，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是九牛一毛。在银行里，他们拥有的多得多。他们眼里，我们不过是糖罐里的三只苍蝇。”

对于后者，按照符辰希的说法，丰塞卡多部作品的主角曼德拉克警探是一个“体制化暴力”的化身。作为一个系统内的执法者，他的欺上瞒下、玩世不恭、以暴制暴、以黑吃黑，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

在符辰希看来，这是强权统治下巴西社会必然要遭遇的悲剧。如果一个社会里，不分阶层、不分地域，处处可见对“恶”的执迷，那么可以说，它的每一个故事，每一种荒诞，都在指向暴政这一毒瘤。

文学评论人麦克姆·希尔维曼（Malcolm Silverman）持有类似看法：“在这样一个令人窒息的地下世界中，丰塞卡创造的人物淹没在阴谋诡计中，有时甚至是自己设置的陷阱。其中主要的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归于这个堕落腐化的社会，而人性只会加剧它的丑恶。”

相比塞普尔维达，丰塞卡低调得多，不大出现在公众场合，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直接表达想法。不过，在《新年快乐》中，他在一场虚拟“采访”中似乎说出心中所想，回应其作品涉及情色、暴力、审查等话题。

“压制所谓色情文学的一大危险在于，它为审查辩护，并扭曲了这个制度。他们声称，有些字眼毒害如此之大，以致完全不可以写出来。所有阻碍言论自由的企图都会利用这一论断。”

头图为丰塞卡，来自：glob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