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危机显示，我们难民并不重要。西方社会的人们现在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对别人不感兴趣，尤其是对难民。
芭芭拉·纳基耶娃3月底关闭了她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发廊，因为城市已经封锁。在半个地球之外的费城，她的丈夫失去了卡车司机的工作。他过去每月寄回家80美元左右，现在却一分钱也没有了。每天早上，芭芭拉都用一袋越来越少的玉米为五个孩子煮粥，她希望得到政府发放的食物。
芭芭拉的丈夫是众多难民和移民的一个缩影，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他们向家中寄钱遇到困难。另外他们的生活喜忧参半，在世界上一些地区，由于航空禁令，遣返停止了。但另一方面新冠检测几乎不存在，他们不敢去看医生，工作机会有所减少。由于生活在拥挤狭小的空间内，难民和移民面对疫情的处境更加危险。
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新冠疫情为什么会令原本存在的旧问题恶化，带来新的危机？
停下来的遣返？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计算，截至2018年年底，全球共有7000多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其中多达1000万人生活在难民营中或非正规定居点。
穆罕默迪是一位22岁的阿富汗难民，目前居住在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他四年前来到德国，离开阿富汗的原因简单又复杂：自1979年苏联闪击阿富汗以来，在内部政变、外敌入侵、内战、军阀割据、恐怖组织兴起的背景下，战争带来的破坏已经困扰了阿富汗四十多年。
来自阿富汗的难民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之一。穆罕默迪此前定期收到德国要求他们出境的通知。但目前，疫情来临以后驱逐行动暂停了。这基本上并非出于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因为航班不得不停止，他的祖国恳求柏林停止遣返难民，阿富汗正面临着自身的新冠病毒危机。
德国内政部发言人3月30日对德国媒体公布了停止驱逐阿富汗难民的消息。
寻求庇护的难民从德国向其他欧盟成员国的“都柏林移送”也于3月23日的一周暂停。此前，欧洲共同避难制度的核心“都柏林规则”规定，一份庇护申请仅由一个成员国进行审查，所以非管辖权范围内的难民可能面临移送的可能。
尽管遣返暂停，但病毒仍为难民带来不安。在穆罕默迪的祖国阿富汗，新冠病毒已经蔓延到大部分地区。截至4月22日上午，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阿富汗报告了1092例新冠确诊病例和36例死亡病例。实地的观察者和医务人员却认为，实际感染人数可能要比这高得多。
3月15日，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旅客在进入机场前进行体温测量。
而在德国，全国已有14.6万多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有超过4600例死亡病例。
欧洲难民危机起于2015年的夏天，当时，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伊拉克和非洲国家的数十万人前往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典和挪威等国。那之后不久，穆罕默迪抵达了德国。
2015年夏天，移民将一艘满载叙利亚人的船只拖上莱斯沃斯岛海岸。
本月，希腊，移民和难民在莱斯沃斯岛的难民营附近。
来到德国前，穆罕默迪途经巴尔干地区，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匈牙利呆了一段时间，住在拥挤肮脏的难民营里。那时的情况十分艰难。穆罕默迪说，生活在难民营的人注定要毁灭。
移民和难民的遣返并非在所有国家都停止。在芭芭拉丈夫所在的美国，政府近日遣返了76名危地马拉的移民，他们中有至少44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今年1月以来，美国已经驱逐了将近1.2万名危地马拉籍的移民。
检测、口罩、诊断说明和药品
许多难民营在地理上保持相对隔离，这可能减缓了病毒的传播，但没有一个难民营是完全封闭的。如果不进行检测，病毒可能不受控制地传播，人们慢慢开始出现症状。这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将几乎没有重症监护床或呼吸机。甚至连手套和口罩可能都没有。
挪威难民事务委员会负责人扬·埃格兰对美联社表示：“在纽约和挪威，测试供不应求，而在（全球）南部的大多数国家中，对于我们努力提供帮助的人来说，测试是不存在的。”他的团队最近对自己组织所在的30个国家进行了检查，发现人们在患病之前几乎没有检测。
在意大利、德国、伊朗、澳大利亚和希腊，已有难民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希腊官员4月21日确认，伯罗奔尼撒半岛一家用于安置难民的酒店暴发疫情。酒店安置了470人，其中150多人新冠检测呈阳性。
4月21日，雅典西南约170公里处，移民在旅馆的阳台上。
难民根本无法获得医疗保健，22 岁的阿富汗难民阿卜杜勒·哈基姆是一个例证。哈基姆不知道如果生病了该怎么办。他目前也住在斯图加特，但实际上是一名在意大利登记的难民。
“我在那里（意大利）找不到工作。这是可怕的。没有真正的基础设施，”哈基姆说。自新冠在意大利爆发以来，哈基姆一直没能回去。他被告知，他的意大利医疗保险“只是为了应付紧急情况”。在已经沉重打击过意大利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他不知道保险意味着什么。
哈基姆说，他听说过一些难民，最近去看了医生或药师，但走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漫不经心的诊断说明和低质的药品。
3月12日，希腊，难民营的儿童戴着口罩保护自己。
由于身份问题，一些难民面临着当局的压力。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人道主义专家奥雷莉·蓬蒂厄说，如果他们担心去看医生时会被逮捕，就不会报告与新冠有关的症状。
恶劣的卫生、医疗条件在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孟加拉国的一个难民营，社交疏离根本不可能，其人口密度几乎是纽约市的四倍。而在肯尼亚，有一家难民营的诊所在正常情况下只能为20万人左右提供8名医生。
寄钱回家成为困难
世界银行4月22日最新发布的《全球移民与汇款简报》显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导致经济危机和封锁， 预计2020年全球移民汇款将骤降20%左右，这将是近代史上由于移民劳工工资和就业下降导致的最大降幅。
非洲收到的汇款在急剧下降。在一家支付公司，从英国到东非的汇款大约下降了80%。在另一家公司那里，从意大利到非洲的汇款减少了90%。这些下降的趋势影响了数百万家庭通过汇款获得急需的现金。
在移民所在的国家，移民的收入也直线下降。许多人在建筑工地、餐馆和酒店等地工作，现在这些地点几乎完全关闭。移民通常没有资格获得福利和救济补助。
为什么不采用电子支付？移民的大多数汇款方式仍然是当面交付现金，通常是在街角的商店里。现在许多这样的商店都关门了。由于非洲地区实行的封锁，领取资金也变得更加困难。移动和在线支付的情况要好一些，但它们只占汇款的15-20%。转换到线上支付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因为开户可能需要身份证件、地址证明。在许多欧洲国家，还需要工作许可或居留签证。
约旦首都安曼的汇款场所于3月底重新开放。
许多转帐公司经常通过中东把成堆的钞票空运到非洲代理人那里。他们无法通过银行系统汇款，因为在美国繁琐的反洗钱规定下，许多西方银行拒绝与非洲汇款公司进行交易。这就是为什么汇款到非洲比到其他地方要贵的原因之一。
根据《卫报》报道，世界银行近日表示，研究显示，移民带来的汇款能够减轻中低收入国家的贫困，改善营养，提高教育支出，减少贫困家庭的童工。
经济学家指出，发达国家目前依赖移民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于是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缓解他们的状况。这个群体需要为自己和家人提供医疗保健，也需要获得廉价的银行服务，这样就可以在不支付高额费用的情况下，把钱顺利汇回家。
“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
来自阿富汗的哈基姆说：“目前的危机显示，我们难民目前并不重要。西方社会的人们现在关心的是他们自己。他们对别人不感兴趣，尤其是对难民。”
大多数欧盟国家在帮助难民方面犹豫不决。经过几周的辩论，德国同意参与一项计划，内容是重新安置来自希腊难民营的1600名没有成人监护的难民儿童。第一批47名难民儿童于上周六（4月18日）抵达德国。德国当局同意接收约500个这样的难民，而卢森堡等其他国家则承诺接收12个。
4月18日，第一批47名无人监护的难民儿童从希腊抵达德国。
“这里发生的事情是欧洲的耻辱。这也包括德国。我们可以做更多来帮助这些人，但我们的政府并不关心，”曾多次访问希腊莱斯沃斯岛的德国绿党政治家、欧洲议会议员埃里克·马夸特在接受《外交政策》的电话采访时表示。
“我们呼吁结束对希腊岛屿长达4年的遏制政策，”上文提到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人道主义专家蓬蒂厄说。“这一政策对人们的健康和尊严是灾难性的。现在，随着这些难民营面临新冠的严重威胁，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没有一个欧盟国家会从欧盟边界上聚集的病毒中受益。”
“长达4年的遏制政策”指的是2016年3月签署的《欧盟-土耳其协议》，这份文件旨在减少进入欧洲大陆的人数。根据该协议，在希腊岛屿寻求庇护的难民被禁止离开难民营前往欧洲大陆。
一些国家关闭了边境上的庇护申请，比如奥地利。根据奥地利政府的说法，除非难民能证明他们没有感染新冠，否则不允许进入该国。批评人士说，出示这样的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此外，他们认为政府的举动违反了基本人权和奥地利国家宪法。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蓬蒂厄表示，需要暂停限制难民的商讨议程。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应对疫情的行动包含和难民相关的内容。
德国绿党政治家、欧洲议会议员埃里克·马夸特
但欧洲议会议员马夸特认为，这是一个见利忘义的政治把戏(cynical political charade)。尽管德国同意接收一些难民，但该国也强调，将只关注无人监护的女性儿童。马夸特表示，这种怪异的要求表明，大多数与难民有关的话语都被极右的观点和叙事所主导了。马夸特所指的是一种排外的反移民情绪，在疫情前十分高涨。
有中国专家表示，疫情的蔓延正在考验欧洲各国的治理能力和欧盟的协同能力，若被极右排外势力利用，将对欧洲的政治格局产生不小的影响。
一些国际组织正在试图保护疫情中的难民和移民，比如国际移民组织和联合国难民署。后者在3月31日发表声明称：“这场危机要求采取一致、有效的国际措施，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这个关键时刻，人类需要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携手战胜这种致命病毒。”
来源：外交政策、美联社、新华社、澎湃新闻、海外网、纽约时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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