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月 3 日，《新民晚报》报道，一名潜逃 24 年的杀人犯时某，在杭州乔司派出所自首。他称自己是因为没有身份证和健康码流落街头，而不得已选择投案。

人们调侃着健康码的“意外收获”，似乎这只是疫情之中一个略轻松的注脚。但“意外”之外，逃犯的“走投无路”也展现出另一面的现实——原本开发用于防疫的健康码，远不仅仅是限制了病毒载体的流动。

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县域在 5 月 7 日降为低风险等级，人们开始想象疫情之后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这场疫情的影响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被厘清眉目，但一些近在咫尺的改变已经发生。

近日，《个人健康信息码》系列国家标准出台， 14 天就完成从立项到发布，以实现跨地区的数据共通和信息互认。健康码这个非常态下的产物，正在以一种更成熟的面目进入后疫情时代，并在每个被迫亮出手机的瞬间，提醒人们世界已不再一如以往。

防控本身的常态化

如果将时间拉回三个月前，这个交通灯式的三色代码几乎是在瞬间进入人们的生活。它最原始的雏形是余杭绿码，于 2 月 7 日凌晨正式上线；四天之后，杭州版健康码开始启用，并使用“绿码、红码、黄码”进行区分管理。

到 2 月 24 日，仅半个月时间，健康码的应用已经扩展到 200 多座城市，湖北、浙江、四川等都实现全省覆盖。当天的发布会上，浙江的官员表示省内已有 5000 多万人注册使用健康码，达到省人口的近 90% 。

传播如此高效的原因之一是，它并不要求用户下载一个新的程序，而是寄生于使用人数原本就很高的手机软件。杭州健康码由阿里云提供技术支持，借助的是支付宝的平台。很快，腾讯也入场在微信上开发出类似的防疫程序， 3 月 10 日，腾讯健康码的覆盖人口已经达到近 9 亿。

当时大部分人都相信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举措，就好像商场不会永远停业，小区门口的迷彩帐篷也总有一天会撤走。北京版“健康宝”上线之时，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潘锋就曾介绍，该应用的所有数据留存于北京市政府，且仅用于防疫工作。

但没有人给出一个终止的期限，当疫情防控从严防传播和输入转向常态化防控，健康码也顺理成章地被继续沿用，并不断调整规则，增加权限。 5 月初，嘉兴提出要将健康码与健康证打通，结合支付宝“健康码”及员工体检结果，生成绿、黄、红三色“体检码”，以取代餐饮行业的纸质“健康证”。

一种新的口径正在出现，即对于一个装机率如此之高的程序，“弃用是可惜的”。一些地方开始着手研究扩大健康码的应用场景和适用范围，暗示其在疫情结束之后也会长期存在的可能。

近日，杭州打通了“市民卡+健康码”系统，推出“卡码合一、刷卡读码”模式，最终目标是争取将健康码打造成为市民码，进入更广泛的公共服务场景，并使其常态化运行；上海版健康码“随申码”的定位，则是为今后上海市民（企业）工作、生活、经营等行为的提供数据服务的随身服务码。

疫情期间，健康码的出现解决了一个现实的燃眉之急，即在人口重新流动时，替代繁琐冗余，充满错漏的纸质证明，以一个统一的标准保证迅速通关。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信息安全，人们不再需要一遍遍地对不同的机关、检查站、居委会给出身份证号等隐私信息，而是以单一的颜色标识示人。

它是应对紧急情况的“权宜之计”，但当疫情过去，它的应用前景是模糊的。数据化和智能化，官方使用的口吻非常熟悉，与多年来一直宣扬的智慧城市如出一辙。一些评论认为，健康码是一个奇点事件，人与信息的高度融合将极大地推动各组织之间的协同。云城市的构想终将成为现实。

这样的评论还是过于乐观，如果说数年智慧城市的建设失败留下什么教训，那就是技术进步不是唯一的要素。公众参与和法制法规的缺位，导致这种部署不仅是侵入性的，极可能被滥用，而且还是低效的。

仅仅是应对疫情的单一情况，区别有传染风险和无传染风险，判定方式就已经足够复杂。疫情期间，许多人都发现了自己的健康码出现原因不明的突然变化。

胡西是武汉人，但自春节以来就一直呆在北京，因此健康宝显示的是绿色，表示没有异常。四月初她和男朋友驱车前往北京延庆游玩，延庆返回市内例行检查时，机器识别出武汉身份证，检查站就把他们拦下来要求填写信息。回到家，胡西发现自己的绿码已经变色，接下来 14 天他们都不得不在有限的区域里活动，直到健康码再次变绿。

当在微博上搜索“健康码”时，会发现许多人都对此感到焦虑和担忧。应用场景的延伸无疑会让这种复杂远超出个人可以理解的范畴。

隐私是最应该担忧的问题么？

现在看来，健康码本身就是一个奇特的存在。早期的“百花齐放”和跑马圈地让它看起来是一个市场化的产品，但其运作实质却是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密切合作的结果。

这种数据的共享不甚透明。程序通常要求使用者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电话号码，以及旅行史和健康状况等信息，但最终还要结合后台联通的大数据库以作出评判。随着健康码的迭代，人们会发现需要自己手动输入的信息变得越来越少，在人脸识别确认身份后，个人信息就会被快速抽调，生成结果。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曾分析发现，当一个人在诸如检查站等地点扫描健康码时，他的当前位置会被发送至警方的服务器。

社区作为管控个人的小单位也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来京人员需隔离 14 天的政策一直延续到五一假期前才宣布终止，在此之前，为了执行对人员的管控，每个人在出入京时都会扫码，信息被同步给社区。许多人在未告知社区行程的情况下接到了社区的查岗电话。

信息变得高度流动，从各个政务大数据库流入到执行的毛细血管，甚至于并不是政府机关的居委会。在每次授权登录时，这些信息都会得到再次更新，这种所谓的“动态监控”结合带来了对于个人人身行动前所未有的掌控。

从疫情期间的应用实例能看出，健康码的效果往往是叠加的，而不是选择性的。

在这个情况下，个人被归属到各个集体之中，个人信息被不同的主体掌握，这些主体各自再根据不同的标准施加管控。想象中，健康码带来了“一码通行”的便利，但真正应当被关注的恰是“无法通行”的情况。

周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年后学校至今都没有开学，他则一直呆在山西的家中写论文。但从二月初开始，学校就要求每个学生在微信上进行打卡。每天早上 11 点之前，他们都需要在一款小程序上填写个人信息和体温，并对自己的所在地进行报备。学校要求学生“不能随意移动”。具体执行时，程序会自动使用 GPS 定位，并生成位置信息。周伟说，定位准确到可以显示出自己居住的小区。

五月中旬，他计划回到北京参加高中朋友的求婚仪式。虽然他并不会回到学校，当他向辅导员报备时，却被告知“不符合返京条件”而被拒绝。

最终他决定想方法绕过这层监视，他计划让父母每天登陆自己的微信号进行打卡，而自己则前往北京。实际上，他的行动仍然会被至少两个程序记录，电信数据和北京健康宝，他决定“赌”学校不会被同步这些信息。

想象每个集体都划定了一个象限，里面是符合特定标准的被接受的人。不同的象限之间互有重叠，人们在其中游走，而手中的健康码则像一个充满未知的黑匣子，随时可能让你成为那个象限之外的人。这些被拒之门外的人，被视作“算法的牺牲品”。

安全与自由的抉择

如果横向对比，全世界范围来看，与健康码最接近的东西是“免疫护照”——当一个人从新冠病毒中痊愈或自愈后，凭借抗体测试结果作为“免疫”的证明，并为重返工作岗位铺平道路，在病毒没有完全消失的情况下自由活动。

两者的逻辑是相同的，在人人自危的世界，挥舞手中的纸条，表明自己是安全的。

尽管抗体测试与免疫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证实，一些因疫情陷入困顿的国家，已经将其视为将自己拖离泥沼的救星。智利预计将成为第一个颁发免疫护照的国家，而德国和意大利的官员也承认正考虑采纳这个做法。

撇开全民抗体测试的可行性以及是否真的科学有效，一些评论已经指出，免疫护照本身所产生的对于人群的划分，从伦理上会带来巨大的问题。

免疫护照是否会创造出一个双层社会？ CNN 提出这样的疑问。没有豁免权的人可能被禁止进入商店、使用公共服务或旅行，或在各类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影响可能将社区撕裂，一部分人被允许回归社会，而另一部分则仍被隔离。

如同 1665 年伦敦大瘟疫期间，被密封并涂上血红十字架的房屋，任何区分都会带来强烈的歧视，并在疫情削减后仍深入人心。

健康码的实质，并不是精准定位携带病毒的人，而是拦截住“有威胁的人”，多少人被拒之门外完全取决于这个威胁的门槛被拉得多低。

疫情残酷地撕开了许多真相，其中之一就是社会究竟有多么不平等，虽然病毒的攻击是无差别的，但有的人就是会更加脆弱。他们因为阶级、身份、工作而暴露在外，能够保持健康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英国国家统计署研究发现，在仅考虑年龄这一影响因素时，非洲裔男性因新冠肺炎死亡的概率是白人的 4.2 倍，如果把其他地理、人口、教育、经济和个人疾病史等因素也纳入，非洲裔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仍比白人高1.9倍。

由健康水平，甚至附加更多的条件所制定的标准，会让这些“无法达标”的人处境更加艰难，陷入困顿的循环。李厚辰在《你做好一直使用“健康码”的准备了吗？》一文中指出，当行政手段成为抵制“公共卫生风险”的第一手段时，健康检查的权利，将成为新的特权。一些活动成为“健康人”的特权，非特权的人群被更多地隔绝在外，比如流动人口，服务行业的打工者……

一些评论家指出，如果决定要实施免疫护照的政策，应当为那些不具免疫力的人提供补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伯曼生物伦理学研究所副主任 Nancy Kass 表示，如果雇主开始要求雇员提供免疫证明，那么政府应该介入，制定强有力的反歧视政策，以免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和尚未接触过病毒的人被隔离在社会运转之外。但政府会补助那些没有绿码的人么？

北大传播学教授胡泳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社会中存在明显的分层，但几乎没有什么阶层是自给自足地生存，因而对于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所有人的伤害。以牺牲部分人为代价来保证个人安全的特权，注定把所有人带向覆灭。

而所谓的威胁，也会随着疫情的转向而发生变化，疫情防控的常态化正变成一种防控的常态化。现代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危机，是否每一个新的威胁因子出现，技术就会重新开始划圈，将人们分成绝对安全、相对安全和具有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