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其中一句是“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秦政法”，即是以法家思想为基础构建的一套治理体系和政治制度。《韩非子》就是先秦法家集大成之作。

韩非是战国末期韩国人，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在韩非的少年时代，他目睹了强秦逐渐蚕食韩国部分城市的惨淡境遇，立志救国，拜入大儒荀况门下，与后来成为秦国国相的李斯为同门，共同学习治国之道。传说韩非口吃，非能言善辩之人，但他的思想融会贯通，不仅得到荀况的真传，还广泛吸收其他各家精华，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道的势融为一体。

学成之后，韩非回到韩国，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倡导以法治国。可惜的是，韩王并没有采纳韩非的建议，更没有重用他，反而是秦王嬴政慧眼识珠，读到《孤愤》《五蠹》后如获至宝，大力推行法家学说。作为韩国贵族，韩非始终有存韩之心，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最终惨死狱中。

《韩非子》全书二十卷，共五十五篇，由后人编辑而成，主要论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其核心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即“立法”、“执法”、“变法”。

关于“立法”，韩非认为，“夫为人主则身察百官，则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聪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先王以三者为不足，故舌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就是说，君主精力有限，不能事必躬亲、监察百官，因此就必须立法度、明赏罚。同时，立法必须适宜且有度，即“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极者赏厚，情尽者立名”。

关于“执法”，韩非认为君主需要以身作则，严格执法。“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是否善于执法关系一个国家的兴衰。“人主立难而罪不及，则私怨生”，执法必须客观，严格依法办事，不能仅凭君主的好恶。同时，不分高低贵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关于“变法”，韩非主张“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即要抛弃三代礼乐那一套，实行法治。他非常推崇商鞅的“变法”主张，认为秦孝公正是因为采用的商鞅的变法主张，才“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同时，“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治国理政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切合社会实际，法律的内容不应一成不变。

除“法”的思想外，韩非提倡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术”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势”即君主掌握的权力和威势。三者相结合，君主才能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韩非的法家学说，极大地促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施行法家学说的秦国，国力日渐强盛，最终扫平东方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法家学说，也因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而得到更大范围的贯彻，成为两千多年来儒表法里之下中国历史的底色，影响深远。

【名家评论】

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明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扩展阅读】

张觉译注《韩非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梁启雄著《韩子浅解》，中华书局，2009

蔡志忠著《韩非子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