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这天风和日丽，一切都似乎平平淡淡。然而， 把守函谷关的士兵却不敢放松，因为他们的领导也站在函谷关下。 领导说他要找一个一看就不是平常人的人。怎么才算是不平常的人呢？ 前呼后拥吗？ 头上长角吗？

这时有人驾着牛车过来了。车上坐着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他身上穿着一件粗布衣裳，手里拿着一把蒲扇，眼睛半闭像是在养神。这青牛、牛车还有车夫也都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 但偏偏这位领导却迎上前去，还行了弟子礼：“请圣人在这里多住几天。”

不管老头怎么推脱，这人都不松口，一定要招待老头。老头拗不过他，只好答应将大道传给他。这就是老子传授尹喜的故事，也是《道德经》的由来。

老子是周朝的史官，博学多闻。 就连孔子都向老子请教过周朝仪礼，还把他比作深不可测的龙。确实，老子理解孔子的所作所为，孔子却不理解老子的所思所想。老子早就预见到了：周礼是不可能恢复的，孔子的梦想注定不能实现。 那么，老子到底想些什么呢？答案尽在《道德经》 中。

儒家经典《大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然后才能治国。 老子等道家人物则不然，他们主张身和国有着相同的结构，修身和治国是同样的道理。 比如《道德经》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汉代的河上公就解释说：“有礼、法可循的道，是儒家、法家的治国之道；但这不是自然之道，不能持久；自然之道应该用‘无为’来养神和安民。”养神针对的是身，安民针对的是国，而无为则是贯通修身与治国的道。 简单来说，精气神就好比臣民，意志就好比君王。 有道的人不会浪费精气神，有道的君王不会折腾臣民。

比如， 西汉初期“休养生息” 的治国方针就实践着道家的理念。 休养生息意味着减免赋税和徭役，从而恢复生产。汉武帝时储备的国力都是由此而来的。 但是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道家逐渐退出政治领域， 《道德经》的应用也从身、国并重退缩到以身为主了。

东汉末年的张道陵对这段历史，尤其是汉武帝以来的历史并不满意。 他认为： 老子是太上老君的化身之一， 但老子和《道德经》没能实现“天下有道”；因此太上老君“重出江湖”，任命张道陵为天师，让他帮助君王和百姓走上正道。《道德经》 固然重要， 但是必须赋予全新的解读，因此张道陵写下了《老子想尔注》。 比如， 在解释“曰余食赘形， 物或恶之”一句时， 《想尔注》故意将“赘” （多余）写作“餟” （祭神），为的就是强调遵奉大道的弟子不能杀牲献祭。 杀牲献祭显然是一种“有为” 或者说“折腾” ，《想尔注》对它的批评可以算是对《道德经》的创造性发挥。

后来他的孙子张鲁控制了整个汉中及邻近地区。 作为天师， 张鲁用“道”来教导百姓修身； 作为一方诸侯， 他也用“道”来治理百姓。 天师下属的高级神职人员叫作“祭酒”，祭酒和天师一样，有着教化和行政两方面的职能。就这样，老子的《道德经》又一次同时应用于修身和治国。 随着曹操征服汉中，这场道教实验才告一段落。

六朝时期，道教逐渐发展出一种“三洞四辅”的体系，这是对不同道派和传统的排序。太上老君地位依然很高，但是《道德经》却只是“四辅”之一，处于辅助地位。即使李唐王朝把老子认作祖先，又无比推崇《道德经》，依然不能改变这种局面。

直到北宋以后，“三洞四辅”的体系崩溃了， 王重阳创立了全真教，《道德经》 在道教内部的地位才重新变得重要起来，直到今天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