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山之间,山谷之内,间一大园。美丽无比,中有世界之一切果物,又有世人从来未见之壮丽宫殿,以金为饰,镶嵌百物。
据记载,哥伦布航海途中,随身携带并时时阅读的一部书,就是《马可·波罗游记》。清末来中国的旅行家,行李箱里也都会留出一本《马可·波罗游记》的位置。据统计,《游记》是欧洲普及印刷术时期除《圣经》外印刷量最大的图书。也正是从这本书始,欧洲人对神秘古老的东方产生了探索的热情,推动了大航海时代的来临。
《马可·波罗游记》写于1298年,当时马可・波罗因威尼斯与热那亚战争被捕入狱,在狱中讲述了前半生去往东方游历的故事,狱友鲁斯蒂谦对其进行了记录整理,便有了对世界历史进程影响甚大的《马可・波罗游记》。

全书计四卷,第一卷讲述中东与东亚的风貌;第二卷记载了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中国的风土人情;第三卷记录了日本、斯里兰卡、印度及东非的见闻;第四卷则详述了发生在当时俄罗斯和蒙古之间的战役。
《游记》开篇讲述的并非马可・波罗本人的游历故事,而是其父尼可罗・波罗与兄弟马飞阿・波罗的东方贸易之行。1260年,尼可罗・波罗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为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决定带领商船往黑海的另一端航行,最终顺利到达金帐汗国和伊尔汗国,见到忽必烈。尼可罗・波罗兄弟返回罗马后,将忽必烈手信呈予新教皇格里高利十世,并受到新教皇授命,再次前往东方。
马可・波罗此次得以随行。一行人渡过黑海,跨过亚美尼亚草原,转而向南方经格鲁吉亚与摩苏尔到达巴格达,经停数月,转而前往波斯,辗转越过空气稀薄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喀什、且末、若羌均有停留,并与商队在甘肃张掖停留了一年。一年后商队继续往东进入蒙古草原。1275年,商队终于到达大都(元朝都城),都城的繁盛与建筑的精美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他的游记里转化为极为详细的记载与赞美:“在这四英里的广场内建有大汗的宫殿,其宏大的程度前所未闻。皇宫纵贯南北,中间只留一个空前院,是贵族和禁卫军的通道。宫殿只有一层,但屋顶甚高......大殿和房间都装饰雕刻和镀金的龙,还有各种鸟兽以及战争的图画,屋顶也布置得金碧辉煌……”

尽管《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当时的中国描绘得有板有眼,但人们对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有不同看法。
《游记》中提到了东方生活如白酒、纸币等诸多细节,这一直是《游记》真实说支持者们的主要论据。但怀疑者提出,诸如此类的细节完全可以经由途经黑海的其他波斯商人来了解,正如马可・波罗的狱友经由马可・波罗之口获知了东方的故事一样。大英图书馆中国文献部门主管弗朗西斯・伍德就持这种观点。他于1995年出版《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去过中国》(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一书,指出中国官方文献并无马可・波罗一行来访的记载,《游记》中也没有关于筷子、长城的记载——既然对纸币、白酒都有记载,那显然能引起这一群来自大洋彼岸游客惊诧的筷子、长城为何没有一席之地呢?
对于上述质疑,德国汉学研究者傅汉思教授指出,长城受东西方广泛关注始于明朝,在元朝只是古老残破的城墙,尚未获得类似于今天的历史地位,因而极有可能被马可・波罗一行忽略。
2011年,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教授彼得雷拉分析了《马可・波罗游记》在时间和事实上有明显误差的地方。例如,马可・波罗称,是他送给忽必烈的抛石机帮助他们攻打下了襄阳。然而,据《元史》记载,抛石机是波斯商人亦思马因、阿老瓦丁所赠。并且,襄阳最终被攻陷是在1273年,此时商队一行人还尚未到达大都。
杨志玖教授在研究《永乐大典》残片时,在《站赤》中识得“火者”与《游记》中所记载护送阔阔真的使者名字相同,这便可以回应“马可・波罗在中国无官方记载”的说法。抛石机的故事,可能只是马可・波罗惯有的夸大和移植手法,但不管如何,这确实损害了故事的可靠性。
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仍然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但《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却真实可见。正如《游记》原名“寰宇记”(Devisement dou Monde)所表示的意思,书中并无如《一千零一夜》中奇幻的冒险故事、幸运且英勇的热血主人公,马可・波罗在书中一一不厌其烦地记载的,是途中所见的地理、人口、物产、风俗等各个方面,但也正是他所描述的东方胜景,写尽了元朝的繁华,鼓舞了航海家们扬帆起航探索世界,地理大发现以前的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描述的内容绘制了“世界地图”,最终奠定了近代以至现在西方世界的基本格局。
【名家评论】
马可·波罗的书引起了我对东方神秘的向往……在我的航行中,很多次是按《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去做的。
——(意大利)哥伦布
【扩展阅读】
(美)劳伦斯·贝尔格林著,周侠译《马可·波罗》,海南出版社,2014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