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9年3月22日，北宋大臣王安石开始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又叫熙宁变法），是由王安石推动、宋神宗推行的改革，旨在消除北宋建国以来积弊。

变法在短短十五年内解决了北宋的燃眉之急，国库得到充实、军事力量得以加强。但，王安石的变法又被后世诟病为：“葬送了奄奄一息的北宋王朝”。那是因为变法还导致了“新旧党争”。

朝廷各级官员互相结党，对立双方不死不休，引起朝政动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北宋结束。而且王安石的变法因为操之过急、改良过猛又没有触及真正的核心问题，最终惨淡收场，给宋朝的百姓带来了很大的损失。

最后，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王安石不得不告老还乡，变法最终也随着神宗的去世而彻底失败。

但到了近现代，对于变法的评价又为之一变。首先是梁启超认为，王安石作为变革推手，堪称中国的克伦威尔，并将王安石的“青苗法”、“市易法”看成是近代国家的银行雏形；列宁更是将王安石誉为“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如此褒贬不一的评价不禁让我们想问：王安石究竟为什么要推行变法？变法都改变了什么？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

王安石的最直接原因是国家的财政危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其一，冗兵。

宋朝开国以来继承五代各朝的传统，锐意增强禁军，即中央政府直辖军队的数量。结果就导致，包括北部国境及国内各大城市驻扎的部队，实质上都成了禁军。而被称作“厢军”的地方军，基本等同于“杂役”，从事的也都是些土木工程。而这些人享有跟常规军一样的福利待遇，宋朝等于在给不从事作战的人照常发工资。

自平定了五代十国的混乱，重新统一国家之后，维持庞大的军队就对宋朝的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政府也几次试图缩减兵源，都没有取得具体的成效。而且，自仁宗时代以来，因拖欠军饷和待遇恶化导致的地方军暴动就屡屡发生。

冗兵，显然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颗毒瘤。

其二，冗官。

宋朝的官僚制度是中国历朝最为复杂的，其理由是，宋朝既存续了盛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又继承了盛唐后国家体制变化以及藩镇体制的遗产，其结果是造成官员机构繁冗重叠。

太宗更是进一步扩大科举制度，每年招收各地的学子入朝为官。可是这就又导致一个问题，官员的位置是有限的，科举中产生的官僚“后备军”却年年产生，大量虽然中举但没有官位的人员留在朝中。

为了解决没有官位的问题，宋朝扩大和复杂化了权力结构，结果仓促设立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无业官吏”让宋代的经济、政治都处于极端危险的状态。

其三，偷税漏税。

宋代的地主和大财主经常通过名义上放弃自己所有的土地和资产，来逃避应有的赋税和徭役。典型的例子就是，地主和大商人经常把资产或者土地，在名义上捐给享受税金减免待遇的寺院、道观等，以此赠送给官僚特权阶级。

当然，名义上接受赠送的一方一定会拿一定回扣。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把本来应该上交国库的税金私下瓜分。

面对这样的情况，王安石的变法都有哪些具体内容呢？

熙宁三年，王安石升任宰相，从此与神宗一起，统帅朝廷，实行新法。

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打响变法的第一枪。当时，“中书省”是掌管军事要员的决策机构，底下掌握军政、经济的有关部门是“户部司”、“度支司”与“盐铁司”，统称为“三司”。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管理“三司”，是为了更方便地开展变法，此机关除了研究变法的方案、规划财政改革外，亦负责制定国家一年内的收支。

此后，王安石在经济上，还推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与市易法。

均输法，是政府为国家事业或消费采购物资时的节约政策。

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所以朝廷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司，开封提前通知扬州需要什么物资、需要多少，发运司按照行情从特定的地方低价收购，运往开封。这样一来，就不需要运往开封的物资转运到别处销售。通过这种手法，提高物资采买的效率，同时还能保证物价的稳定。

青苗法，是救济青黄不接时农民生存问题的政策。

新法规定，播种时期农民可以向政府低息借贷现金或者“青苗”，收获后返还。这本来也是民间商人在做的事情，现在国家来接手，而且动用的资本规模更大、利息更低。出发点是企图以政府高利贷抵制民间高利贷。但这种措施过于简单化，而且带有强制性，对不想借贷的农户来讲，无疑是多了一种变相的税收，可谓利弊参半。

市易法，可以看成青苗法的都市版，是给商人低息贷款的政策。朝廷在开封设置市易务，统管全国各都市的派出机关。这其实也是国家硬挤进当时豪商们已经在运营的金融业务。

新法在经济上与富裕阶层的盈利行为完全对立，因此很多人大加反对，说这是“与民争利”的行为，是国家不应该做的。

此外，在军事上，新法还设置了裁兵法、置将法、保马法与军器监法。而且，王安石还注意到教育的不足，提出了太学三舍法与贡举法。如此多的新法，显示出变法的决心，要使宋朝的各个方面都焕然一新。

那么，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了哪些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首先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财政收入的迅速增加，彻底改变了北宋“积贫”的局面。

其次是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

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

而“强兵之法”的推行，也使得北宋国力有所增强，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变法过程中也存在不少一些弊端和不足，从而出现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现象。

在变法的指导思想上，王安石偏重于谋求开辟财源，获取尽可能多的国家财政税收。如，均输法利用国家行政权力强制进行收购、运销，以此手段来积累国家财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变法导致国富民贫。

另外，变法在当时，也的确引起了扰民、损民的后果。史称，免役法出，百姓都叫苦不迭，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税务向商贩索要市利钱，税额比本钱还多，乃至有的商人以死相争。

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甚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1072年，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件。

从这些迹象来看，王安石的变法似乎注定失败。

首先，变法的失败跟变法主推者王安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一，王安石本人性格急躁，急功近利。

在新法的研究和准备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他便急于推行，反而扰乱了民生生活。比如王安石提出的均输法，主张由官方督运物资，避免商人囤积，但却影响了商人获利，遭到范纯仁、苏轼兄弟的反对。

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恐怕当时的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反而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第二，他刚愎自用，用人不当。

随着变法的深入，“新旧党争”相应而生。“变法”成为党争的工具，党争一旦爆发，朝局便不再稳定。历史上著名的儒学家如欧阳修、苏东坡、韩琦、司马光等人，多少都受到他的打压，被神宗罢黜。奸佞之人反而活跃于政治舞台：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之外，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吕嘉问、蔡京等人，人品都有问题，各怀己私。

神宗熙宁七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变法运动由韩绛、吕惠卿等人继续执行，吕惠卿师心自用，引起朝中大臣的不满。

最后，王安石专权过甚。

王安石大肆揽权，甚至威胁到了君主的权力。王安石在和神宗谈话时不断强调，皇帝不应该过问具体事务，管好大政方针就可以了。后来一旦神宗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谎称自己生病，罢工不干；有时甚至以辞职来要挟神宗。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

他变法只是一场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国家的核心问题出在支出太多，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冗官、冗兵和偷税漏税，但王安石的改革并不是针对这些核心问题，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不能解决财困。军事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非针对到宋朝的军事死穴——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

变法的超前性与社会现实的落后性差距过大，没有适应的土壤。

如青苗法，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再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就是因为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

新法的“敛财”实质，导致社会基础的丧失。

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这使他几乎把整个社会作为“取财”的对象。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恰恰正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

最后，新法实行停滞不前，君臣离心，王安石在朝中众叛亲离，最终告老还乡，而新法也随着神宗的骤然离世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