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同卷入政治纷争中的许多当事者，只是被双方作为一个辩论的筹码。
诺玛·麦考维已经 69 岁了，她坐在养老院的椅子里，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似乎已经准备好诉说自己一生的故事。
她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简·罗伊。1973 年，以她为原告的“罗伊诉韦德案”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最具里程碑意义和争议性的判决之一，也永远地改变了美国的法律，大大扩展了女性合法堕胎的权利。那时，人们以为一场变革已经拉开序幕，殊不知这只是多方角力的开端。直到今天，堕胎问题仍被认为是美国政坛最大的分歧之一。
2017 年，麦考维由于心脏衰竭去世，一个纪录片团队留下了她生命最后阶段的影像。纪录片《 AKA Jane Roe 》（又名简·罗伊）将于 5 月 22 日于 FX 电视台上映，但已经引起巨大的讨论。
在片子的最后 20 分钟，麦考维袒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她表示，自己后期在堕胎权上态度的 180 度大转向“完全是表演”，极端保守的福音团体给她钱来“扮演”那个反堕胎活动家的角色。
“这是我的临终忏悔。”她在镜头下解释道。
纪录片截图
这是她第二次作出这样惊动全国的态度逆转。
麦考维的一生充满冲突与暴力。她从很小的时候便认识到自己酷儿和同性恋的取向，却因此被送到教养院，遭受虐待和强奸；十几岁时经历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三次怀孕，并在第三次时寻求堕胎。作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她在德克萨斯州无法获得合法或者安全的堕胎条件。
当时，几名德州的律师们正在寻求合适的原告，以争取女性安全合法堕胎的权利。1970 年 2 月，在达拉斯的一家餐厅里，简·罗伊这个身份出现了。这集体诉讼案的被告是达拉斯地区的检察官亨利·韦德。
这个案子一路走到了最高法院，并于 1973 年以 7 比 2 的投票结果做出裁决，确立了堕胎作为宪法保障的权利。
案件影响巨大。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一些州已经尝试做出变革，但堕胎仍是一件非法的事情，花费不菲并往往是在不安全的环境下进行的。本案之后，多个州被要求将允许堕胎的妊娠月数延长，包括德克萨斯州在内的 31 个州的反堕胎法即刻失效。
然而到了 1995 年，麦考维作为当事人却一改此前的态度，转身投向反堕胎组织“拯救行动”。她在自家后院的一个充气泳池中接受洗礼，宣布成为一名天主教徒。
“我认为堕胎是错误的，”当时麦考维告诉 ABC 新闻。她还和媒体承认，和律师说自己被强奸而致孕是一个谎言，只是为了能加速堕胎的进程，这些年来她一直被操场上空荡荡的秋千之类的东西困扰着，“我想，哦，天哪，游乐场是空的，因为没有孩子，他们都被流产了。”
纪录片截图，麦考维在水池中受洗
在此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似乎已经忘记麦考维的存在，甚至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简·罗伊的背后是一个这样活生生的人。这个转变将她又再次拉回整个辩论的中心。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麦考维作为这个程序权利的象征，本身并没有堕过胎。对她而言，裁决的结果姗姗来迟，她最终生下了孩子并将其送给别人收养。
“我只是一个受过九年级教育的普通女性，我希望女性不要被骚扰或谴责。”她在 1994 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随后她谴责了堕胎的行为，“堕胎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过。但我在三家诊所工作过，我知道。”
在本世纪初播出的一则反对堕胎的电视广告中，她说: “自 1973 年以来，仅美国就有 5000 万无辜的婴儿死于堕胎。 堕胎也给无数堕胎后的母亲、父亲和家庭带来伤害。”
她又成为了另一方的代言人。
1989 年，诺玛·麦考维和律师格洛丽亚·艾瑞德在美国最高法院的一次集会中举起手臂，以支持华盛顿特区的堕胎权。
“你认为（福音派）把你当做战利品了么？”在片子中，纪录片导演斯维尼问麦考维。
“当然。”她回答，“我可是条大鱼。”
“你会觉得你被利用了么？”
“嗯，”麦考维说，“我认为这是双向的。我拿了他们的钱，他们把我带到摄像机前，告诉我该说什么。 我便这么说。我是个好演员。“
对于麦考维戏剧性转变的原因，从之后的报道中能瞥见一些端倪。她曾告诉媒体，尽管参与了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堕胎案件，但当她试图参加堕胎权利抗议活动时，她却感到，这场运动似乎从未拥护过她。
“即使在罗伊诉韦德案 20 周年纪念日，她也没有被邀请进入白宫，尽管许多支持堕胎的活动人士都被邀请了。我认为这对她来说，是很大的伤害。”麦考维的前律师奥尔雷德说，“人们不支持她。”
《自由与性: 隐私权与罗诉韦德案》一书的作者、普利策奖得主戴维 · 加罗说，女权运动的杰出人物被认为“应该看起来像住在乡下的好妻子”。而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性格激烈的女同性恋者并不符合当时“高尚的女权主义叙事”。
麦考维感到被忽视了，并觉得堕胎合法化运动在利用的她同时将她边缘化。在这时，福音派牧师菲利普·贝纳姆和她成为了朋友，并为她进行施洗。麦考维的转变立即得到了反堕胎运动的支持，并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巨大胜利，她开始用她的余生来反对罗伊诉韦德案，甚至一度试图推翻它。
2005 年麦考维出席一桩流产案件的听证会，这次她站在了反堕胎的立场上
她说，救援行动的领导人向她保证，他们不会将她作为政治象征加以利用， “我已经受到了足够的剥削，足以填满我的一生。”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在纪录片中，导演斯维尼将麦考维最后的陈白展示给不同的当事方，其中之一是福音派的领导人申科牧师。他并没有表现出惊讶: “我从来没有听她说过这样的话……但我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有时候我确信她也知道。所以我很好奇，她这是在耍我们吗？但我没有勇气问，因为我非常清楚我们在玩弄她。”
申克牧师承认，麦考维是一个“靶子” ，一个需要爱和保护的“穷人”。作为神职人员，像申克和贝纳姆这样的人“非常熟悉这些性格的人” ，因此很容易利用她的弱点。
虽然贝纳姆否认麦考维收受过福音派的钱财，但纪录片团队调查发现，她至少从反堕胎运动获得过近 46 万美金的“礼物”。
《 AKA Jane Roe 》为麦考维绘制了一幅复杂的肖像，她的一生都在巨大的政治漩涡中摇摆，却从未真正掌握足够的自主权。正如同卷入政治纷争中的许多当事者，最终只是被双方作为一个辩论的筹码。
当有利于自己的立场时，“麦考维们”就被拎出来大肆宣扬，被摆到台前成为运动的旗帜和标签；而当恰相反时，她就成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人们对于“完美受害者”的期望，不过是为了更利于佐证自己的观点。
Variety 的剧评写道：斯威尼很好地捕捉到了麦考维生活中的悲伤，她处在一场为女性自由而战的中心，然而她自己却如此不自由，被海浪冲击着，以难以想象的忍耐力忍受着。
到最后，也没有人能真正辨析，麦考维之后的态度反转为反堕胎运动带来了多大的优势。但近几年来，对堕胎合法化的持续反对已成功地逐步限制了妇女获得堕胎的机会，许多限制堕胎服务的法条被颁布，诊所关闭，女性不得不跑到很远的地方寻找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反堕胎的势力正在美国各州席卷重来。
在生命的最后，被再次问及对于堕胎的想法，麦考维说到，“如果一个年轻的女性想堕胎，那也不关我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将它称之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