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抑武，或重文轻武，是宋朝建立后，由宋太祖及宋太宗定下的国策，通过提拔文官及抑制武将，以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后代的皇帝均遵守此方针。这四个字不光是一个政治方向，更有一系列国家政策与之配合，构成中国有宋以来的政治特色。

宋朝之后，明清两朝对崇文抑武的推崇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从一品武官提督，其权势难撼从二品文官巡抚，遑论更低阶武官。

“崇文抑武”历来是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但同时也给统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拿宋朝来说，

第一，宋朝基于这种政策发明出了文臣统兵制度。随着武臣地位的不断降低，宋朝到宋仁宗时代逐渐形成了文臣担任主帅、武将充当副将的军事制度，宋军战役指挥从此变得拙劣不堪，消极防御成为宋朝的基本军事战略。

其二，由于军功集团在宋朝政治上的消退，以武人为代表的尚武力量对政策的影响力明显不足，造成宋朝数百年以对外以求和为主的基调。宋真宗更自欺欺人的称：“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

其三，宋代的社会价值观与风尚也受到了深远影响，文学成就极高。唐宋八大家中宋就占了六位，宋词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肩而立的两座高峰，《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另外，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样，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宋朝人以从文为荣，以从军为耻。到了宋仁宗时期，宋朝的“文治”达到了极盛时期，而全国能战之兵只有数万人，在战场上不断遭到西夏元昊的羞辱，最终向对方纳币。这一时期宋军的屈辱表现，已经预示着后来靖康之耻的到来。

那么，北宋当年为何会制定这种“崇文抑武”的政策？

其实，“崇文抑武”在北魏时期就出现了。北魏孝文帝迁都后就有“重文治，轻武治”的政策。到了初唐，虽然曾有过一段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时间，但到了唐武后时期，也出现了文官不愿意转任武职的现象。

因为在唐朝，手握兵权的节度使一直是中央朝廷要严阵以待的问题，他们甚至可以在朝廷不备的时候，带兵出击，取得政权。安史之乱如是，澶州兵变如是，只要有兵权在他人手里，皇帝必定寝食难安。

从唐朝的安史之乱开始，直到五代时期，武人叛乱频繁，藩镇割据的局面持续达二百年之久。

宋太祖以兵变上位，深知武将对政权的威胁，迫切需要加强中央集权。为避免新生的政权再次陷入分裂，重蹈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覆辙，宋朝的统治者吸取前代地方割据、武官势大、中央无力的教训，“与士大夫共天下”，提高文人地位，扩大科举考试的影响力，削弱、分散武官的权力，逐步确立了崇文抑武的政策。

从纵向看，宋朝的文人地位较秦、汉、唐及其他朝代都更高，武官地位降低；从横向看，在宋朝廷内部，文官地位提高，而武官地位下降。宋朝形成了文人主政的政治格局。所以，我们在宋朝政治史上，可以看到武将几乎都没办法升官，在高位的永远是文官。

那么，北宋基于崇文抑武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第一阶段，宋太祖赵匡胤开始抑制武将势力。

第一步，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强干弱枝，内外相制”。

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把精锐部队集中于禁军，削弱地方军队，这些军官通常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充当，且时常加以易置和更换，防止军队和地方勾结。

另一方面分散禁军将领的军权，通过频繁更换将帅，以及士兵不断换防等措施，削弱将领和士兵之间的联系，避免军队军阀化。

第二步，以文制武。

首先，在朝廷中央确立了文臣处理政务的原则，执政官员都任命文臣，甚至在负责军事决策的枢密院也安插文臣，以牵制武官，从而杜绝了武臣大将对朝政的干预。先后重用赵普、薛居正等人为宰执，禁止将帅干预朝政。如建国之初，就任命赵普为枢密副使，以牵制武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

其次，宋太祖称帝后，不断从中央派出文臣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

最后，在崇文方面，宋太祖赵匡胤留下“不杀文人”的祖宗家法。

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

宋朝文官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总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

第二阶段，宋太宗掌权，“崇文抑武”的国策逐渐形成。

宋太宗以不正常的方式即位，对臣下的防范更加强烈。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幽州期间，发生了部分将领拥戴宋太祖之子的事件，对宋太宗刺激很大。从此，宋太宗在以往收兵权的基础上，更强化了抑制武将的力度，取消了宋太祖给予边疆将领的特殊政策。

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彻底丧失了收复燕云的信心，转而接受了以赵普为代表的一批大臣“兵久则生变”的告诫，放弃了军事强国、收复燕云的北伐战略，进一步降低武将的地位。

在此期间，“崇文抑武”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宋朝君主大力提倡科举，亲自主持科举考试、扩大科考名额；另一方面表现为对良将的刻意打压、猜忌和运用监军束缚武官的手脚。

第三阶段，宋真宗、仁宗时期，“崇文抑武”国策确立。

宋真宗即位后，全盘延续宋太宗朝的统治路线，将“崇文抑武”确立为宋朝的“祖宗家法”。

随着“澶渊之盟”的订立，更给了宋统治集团苟且偷安的机会，他们开始认为：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所以更加贬低军事手段和武官阶层的作用。

澶渊之盟之后，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枢密院中文官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宋仁宗时期开始武将几乎被枢密院清扫出门。“崇文抑武”的方略得到进一步的贯彻。

随着靖康之耻的爆发，宋朝的政治格局也随之发生剧变，但“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却没有太大变化。

那么，南宋具体是如何践行“崇文抑武”这一基本国策的呢？

自高宗建立南宋，朝廷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为了抵御金国入侵，皇帝和文人集团暂时放弃了对权力的垄断，依靠武官来摆脱亡国的命运。此时武官的地位上升，在朝廷中的发言权变大。武官开始鄙视文臣，这种情况与宋朝开国以来的一贯传统相左。当然，武官权力的扩大，必然会影响文人集团的利益。此时，文官武官的矛盾初现端倪，主要分为两个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武将的地位复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信心提升。

南宋初期，内有农民起义，外有金人入侵。在此局势下，武官权力、地位都得到提升，崇文抑武政策有所变化。武官力量崛起，与北宋的崇文抑武政策相反。韩世忠蔑视文官，称文人为“萌儿”，充分显示了武人自信心的提高。

第二、名将频出。

南宋诸将还拥有扩军权和领兵作战的权力，这是北宋武官所没有的。北宋实行更戍法，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但南宋初年却出现了“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而且军队人数众多，韩世忠兵力最少三万，刘光世兵力达五万左右，岳飞兵力达十万以上，吴阶兵力达六七万。同时，皇帝也不采用北宋时节制武官的办法，不用监军与阵图，使得武官的自主权得到很大的提高。

第三、经济实力提升。

随着武官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其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宋朝南渡之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甚至一些低级官吏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建炎之后，朝廷对官员的赏赐大多废除，但是武官的俸禄稳定，补贴也多。由于武官经济实力的提高，他们也开始参与商业，经营田产。

南宋初年，武官私养亲兵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苗刘兵变”和“淮西之变”就是武官权力提升的直接表现。种种迹象表明，南宋初期，崇文抑武政策得到缓和，武官地位显著提高。

第二个阶段，文人政治的再次回归。

郾城之战中，岳飞获得大捷，但宋高宗令其退兵。岳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收复之地再次沦陷。在此期间，宋高宗启用秦桧为丞相，命其主持谈判，向金乞和，史称“绍兴和议”。此次和议是对宋金南北对峙格局的正式确认。其后，双方虽有过数次战争，但始终没有改变这一抗衡并存的态势，大体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

“绍兴和议”对宋而言是屈辱的，但确实是宋金两国地缘政治达到相对平衡的产物。双方皆不堪连年交战，在无法消灭对方的情况下，为避免战争将双方都拖垮，达成和议，并立共存。

宋金议和之后，双方大体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南北方经济得到发展。随着南宋政权的稳定，士大夫集团再不能容忍武官势大，开始了夺权之路。

武官解除兵权的过程是与宋金议和相辅相成的，并非文人集团的所有人都同意议和，但他们对解除武官兵权一事达成了共识。在宋代文人主政的情况下，岳飞不得不死。

宋代文人敌视、打压武官的传统深入骨髓，在宋朝尚有外敌入侵、朝不保夕之时，士大夫集团就开始筹谋削弱武官的权力。如柳约上疏赵构:“诸大将提兵入觐，各名其家，将有尾大不掉之患。”这封奏章可谓是士大夫的共同心声。

宋代时期，“崇文抑武”最初被确立为重要的治国思想方略，是最高统治集团对唐末五代军阀分裂割据、“武人跋扈”历史经验的汲取，是顺应时代需要的产物。但随着“崇文抑武”在以后不断地被加以贯彻和放大，这种“大政方针”造成了一种极端化的国策，导致了该方针突出的“双刃剑”效应。

一方面，宋朝时期的士人能享受相对较多的自由，都与“崇文抑武”的大氛围有关。这对促进宋代经济和文化科技的发展产生了的积极作用。但是，宋统治集团矫枉过正，以短浅的眼光过度推行“崇文抑武”，遂使国家武备建设受到严重的影响。武将群体长期遭受打压，致使其从精神到素质都趋于退化，从而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边防造成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