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庸》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所谓“车同轨”指的是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之间的距离，表面上交通之政的统一，其实质是古代社会政治上的大一统。

“书同文”即统一文字，不仅推动了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影响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繁荣发展。

“行同伦”代表了古代社会中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等方面的大一统，建立了古代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稳定了社会生活，维持了古代社会几千年来的社会发展。

“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思想，更被人们熟知的，则是秦始皇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开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而这种“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统一思想也真正得到确立。

在此之后，中国历史虽经历过统一和分裂，但通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所确立的大一统思想，在几千年来却从未断绝。

那么“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三项举措是如何影响中国历史的呢？

第一，车同轨：方便军队调动，促进汉文化的形成。

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起，秦朝陆续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建了三条驰道：第一条是向东直达过去的燕、齐地区的驰道；第二条是向南直达吴、楚地区的驰道；还有一条是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修筑的，从咸阳通往九原的直道，全长1800余里。驰道宽50步，车轨宽6尺。

这种交通的标准化，使得秦王朝大约耗时十年，形成了以驰道为主，以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全国交通干线，适应了其全国范围内军队调动、邮传驿递、情报传送等的大量需要。

此外，其北通九原的直道，也是可圈可点的国防工程，而这背后是古代国家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体现。

虽然从另一角度来看，道路交通的标准化可能也为后来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创造了便利条件。但从历史发展上来，“车同轨”无疑是文明进步的标志。这种逐步建立交通运输系统，成为日后秦汉王朝存在和发展的强大支柱，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挥积极作用。

在秦汉时期，通过这种交通系统，黄河、长江以及珠江流域等主要经济区的交通已经构成，而交通的管理形式也逐步完善，而且在文化上，更加完备的交通系统，也促使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汉文化初步形成。

秦朝的“车同轨”之后，对于交通的建设几乎被后世统治者看成了执政的主要条件。汉武帝时，开通往“南夷”地区的道路，平治雁门地区交通险阻，以及建设回中道路等事迹，都记录在《汉书·武帝纪》中。

隋唐之时，伊吾城主率所属七城交通唐朝，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诞生。

《册府元龟》讲述“怀柔远人”的羁縻制度时，记载有唐武德二年（619年）闰二月高祖李渊所颁诏书：“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要荒蕃服，宜与和亲。”也充分证明了“车同轨”所代表的古代交通的发展，一直是社会发展史上政治统一的重要一环，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二，书同文：加速中华文明的传播，几千年未断绝。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前，各国实行的文字在形体上杂乱不一，不仅对文化交流和沟通带来极大不便，而对于政令的推行也造成了严重障碍。所以，在秦朝建立后，秦始皇立即把统一文字作为当务之急，命令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等人，对文字进行整理。

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创造“秦篆”，又称“小篆”，这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成为了秦国的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

在日常生活中，又推了一种文字，即隶书。隶书与篆书相比，书写相对简化，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更适应书写的便捷性，这两种形体的文字均在全国推广。

小篆作为秦国标准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皇帝诏书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书写，非官方文件用隶书抄写，这就是《史记》中记载的“书同文字”。

历史不止一次证明，语言文字的统一对于一个文明的发展，其意义是无比重大的。马克思就曾说过，人类的文明期是“从标音字母和文字记录的创作开始”。

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使得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传播有了基本的条件，形成了真正的中华文明和汉文化。这种文化在今后的几千年里，从未断绝，虽然中国社会经历了北方游牧入主中原，而且他们使用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字，但最终的结果都是被庞大的汉文化所融合，最后依然以宣扬和继承中华文化的正统为荣。

秦朝建立之后，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等就已经成为标准文字的范本，今存的刻石和摹本都是秦始皇“书同文”的证明；到了两汉时期，随着简牍、帛书以及西晋以后纸张作为书写工具的出现，官学和私学渐趋发达，书法变得更加规范标准，隶书、草书等都有了相应的规范。

到南北朝时期，楷书、草书、行书等多种形式的文字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著名统治者对于书法这种文字艺术形式简直到了酷爱的程度，专设书学，讲授《说文解字》等，再到宋代的书院盛行，包括唐宋之际的诗词成就。

在如此文化和艺术无比繁荣现象的背后，秦始皇当年“书同文”的政策都是功不可没的，甚至到了现代的中国，简体字取代繁体字在全国推行，其本质与“书同文”一样，可见文字的规范化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

第三，行同伦：统一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礼记·礼运》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统一的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是维持社会发展，政治长治久安的最根本保证。

从周朝建立，“天下共主”的统一国家形态出现。如《中庸》中所记载的，文字、交通、社会的道德规范统一，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统治政策。但是到了东周春秋和战国的分裂混战，各国在各自地域独立发展的时候，或多或少的偏离了周朝订立的各项制度，也即所谓“礼崩乐坏”时代。在这种分裂的政治背景下，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早在商鞅变法时，秦国就对落后的习俗进行了改革。“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到秦王朝建立后，秦始皇“以法为教”，在全国各地设置管理地方的乡官，名曰“三老”，以此来统一百姓的文化心理。

后来他在巡游梁父山时，勒石记功，曾记下一段话，更加体现了秦朝“行同伦”的举措：“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秦始皇实行的“行同伦”代表了古代社会中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和信仰等方面的大一统，建立了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另外，提到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就必须提到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而孔子的儒家学说其最核心的思想就是要求人们克己复礼，重新复兴周礼，君臣父子都要按照周公制定的周礼行事和生活，如此才能维持社会生活的安稳和古代社会的有序发展，这也就是“行同伦”。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王朝不断更替，儒家学说作为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道德行为标准，一直被不同的统治者利用、改造、发展，但其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稳定社会生活，维持了社会的发展。

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正统思想一直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而这一切的源头，也正是当初的“行同伦”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