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音乐，需要的是节奏、旋律，和一颗热情的心。”

——莫扎特

奥地利作曲家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杰出代表。《费加罗的婚礼》是其第一部获得成功的意大利喜歌剧。

喜歌剧又称“谐歌剧”，其题材多取自日常生活，音乐风格轻快幽默。

《费加罗的婚礼》所使用的剧本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剧作家博马舍所作但《费加罗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其余两部分别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有罪的母亲》，因为这三个剧本以主人公费加罗在人生中不同时期经历的事情为主要内容，所以也被合称为《三部曲》。

剧中的阿尔玛伯爵是一位“舆论风头浪尖”、声名狼藉的角色，这个角色的背后源于他试图恢复农奴制度以行使贵族的特权——初夜权。

阿尔玛伯爵喜新厌旧，千方百计要玩弄伯爵夫人的使女和费加罗的未婚妻苏珊娜。尽管他权大势大、精明能干，但他仍败于苏珊娜和费加罗之手，他的失败预告了封建贵族阶级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博马舍的这部剧作在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的法国，对封建贵族制度的揭露和讽刺起着很大的作用，成为“第三等级”手中的革命旗帜，拿破仑曾经认为《费加罗的婚礼》的上演已经是“在进行中的革命”了。

带有这样“不正确”内容的剧本在路易十六时期出现，被禁演的可能性是很高的。莫扎特一面要面对创作后被禁演的风险，一面又抑制不住内心的灵感与创作欲望，在这样左右为难的心情下，他那支创作的笔提起又放下。

正在这时，他遇见了同样在维也纳皇宫工作的意大利剧本作家、宫廷诗人洛伦佐·达·彭特。达·彭特是18世纪法国戏剧界的风云人物，也是一个和莫扎特气质非常相近的脚本作家。

二人相遇后，很快一拍即合，改编后的歌剧脚本在塑造费加罗仆人和手艺人的形象方面，较之前做得更为成功，也歌颂了“第三等级”人民的聪明机智和不畏强权的精神。解决了脚本问题后，接踵而至的便是人为的阻力问题：

在创作初期，一些嫉贤妒能，心里一直很“酸”莫扎特的宫廷乐师趁机向皇帝举报，说莫扎特正在创作一部以费加罗为题材的违禁歌剧。国王听后，便明令禁止莫扎特继续创作。

就在莫扎特被禁令逼得手足无措时，达·彭特将好友维兹拉找来，三人商量决定：将原来剧本中过于夸张的内容进行修改，在莫扎特创作出歌剧的主旋律后，再共同请求国王允许。

就这样，莫扎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将歌剧总谱全部完成（天才的神操作）。当他们几次三番向皇帝恳求后，终于得到了“先看看排练再进行决定”的暂缓机会。

在排练开始之前，达·彭特告诉莫扎特，如果国王在观看彩排的过程中打了三次哈欠，这部歌剧就百分之百会被PASS掉。

莫扎特听完之后哈哈大笑，自信地表示，国王只要看过一次，便会深深爱上这部剧，至于禁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出所料，国王特赦了这部歌剧。

1786年5月1日，《费加罗的婚礼》在维也纳首演，时年30岁的莫扎特亲自担任指挥，以表示自己对这部作品的深深喜爱。

《费加罗的婚礼》剧情发展的全过程，都在紧张的一天之内，剧情紧凑高潮不断，这也是莫扎特对此剧自信的原因之一。

歌剧一开始的序曲中就用极快的速度来反映剧情发展之急剧，序曲音乐为“奏鸣曲式”，但是省略了其中的“展开部”，因为展开部中，常常要分割出主题的动机，并进行种种远关系的转调，这就会妨碍音乐的急速进行。这些音乐曲式结构都和歌剧本身内容剧情有着深刻的联系。看来，博马舍把他的这部喜剧同时取名为《狂欢的日》实在并非偶然。

虽然有一些阴谋家蓄谋已久，企图对首演进行破坏，但这部喜歌剧的魅力依然势不可挡，据当时一位歌唱家回忆，“这部歌剧首演当晚，现场氛围无比热烈，几乎剧中每一首优美动人的咏叹调都被要求重唱一次，以至于演出时间超过了原定时长的一倍。”

歌剧是莫扎特创作的主要体裁之一，他从十一岁起到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年直在写歌剧。

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共写了十七部歌剧。

莫扎特的歌剧能够反映当时进步的社会思想和伦理思想，这种反封建的倾向在本剧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和直截了当。

此外，音乐方面，声乐重唱在莫扎特的歌剧中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在本剧中，作曲家不仅运用重唱刻画了不同角色各异的性格，而且赋予重唱以表达戏剧性冲突的重任。

比如第二幕的终曲，音乐不间断地提供机会，让众多的角色进入剧情，使得伯爵和伯爵夫人的矛盾（二重唱），经过苏珊娜加入的三重唱、费加罗再进入的四重唱，一直发展成马切琳娜、巴尔托洛和教师巴西里奥的七重奏，中间还穿插了花匠过场的声部，从而把喜剧推向了高潮。

《费加罗的婚礼》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岁月洗礼，至今仍然是各大音乐厅及歌剧院最卖座的歌剧之一。天籁般的旋律、错综复杂的男女人物关系、层出不穷的小计谋和角色错乱的对白，至今都是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