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王何鸿燊过世，享年98岁。

《人民日报》称赌王为“港澳知名爱国企业家”，并评价“他生前积极支持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慈善，也为澳门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港澳的顶级商业巨匠高寿者居多——2014年过世的邵逸夫先生享年107岁，同一年过世的马万祺先生享年95岁，霍英东先生2006年过世时，享年83岁。健在者，如李嘉诚先生，已经92岁高龄了。

一

在港澳尚未回归之时，北京与港澳商人就建立了紧密的关系。香港大公报社长姜在忠曾回忆，与全国政协副主席、澳门前特首何厚铧会面时，何曾称，他们从小是看《大公报》长大的，他的父亲何贤，是在大公报老社长费彝民手把手的教导下走上了“爱国的道路”。《大公报》是爱国爱党人的旗帜，他们团结在《大公报》的旗帜下。

冷战时期，北京面临诸多封锁，香港、澳门成为红色政权唯一的对外窗口与渠道，这一时期的政治选择奠定了香港一代富豪们的未来之路。不少港澳顶级商人的发家，一方面受益于香港和澳门在战后的经济腾飞，另外一方面，他们与北京的特殊关系也为其发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北京因此获得了外汇，而港澳爱国商人在帮助北京、接受统战的同时，也因此更加富有且为日后获得更好的政治资源打好了铺垫。

以马万祺先生为例，主流红色电视剧《中共地下党》中，还有广州“红色医生”、原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柯麟等中共地下党员与何贤、马万祺等澳门商人“在白区紧密合作”的剧情。马万祺与叶剑英元帅，红色资本家、曾位居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私交甚好——叶帅是马万祺次子马有恒的媒人，为马有恒介绍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认识，最终促使荣家与马家联姻。作为澳门三大家族之一，马家是目前唯一还未有子孙担任澳门特首的家族，另外两个家族的掌门人是澳门前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何贤，现任特首崔世安的叔父崔德祺。何贤与崔德祺二位分别于1983年及2007年过世。

上世纪50年代，马万祺便已开始协助驻澳门国有机构抢购战略物资，支援解放海南和广西。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在香港，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大陆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的缉私艇的动向；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旁悄悄绕过，驶向公海；而为了摆脱当局的监视，他甚至一天之内换了三个不同的地点，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指挥部”。霍英东提供大量战略物资给大陆，惹来港英当局不满，并且因此一直受到港英政府的非难，但也因此受到了北京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马万祺是在北京301医院过世，其重病期间，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留医，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到医院探望。不少领导人等都先后在301医院接受手术和治疗，可见官方对马万祺的重视程度。

从这个角度说，赌王虽然获得人民日报极高的评价，但是和霍英东、马万祺等相比，还是逊色不少。官方对马万祺的评价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这对霍英东的评价几乎一致，只是把“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换成了“香港知名实业家”。

二

港澳红顶商人与北京在内地改革开放及港澳刚回归的头几年进入蜜月期。

1970年代末，港澳商人初登内地，成为第一波外资，被歌颂为“爱国商人”，比台湾地区资本及欧美日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内地时间上要早许多。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视察后，更多的港商选择投资内陆市场，1991年上半年，内地吸收的港澳资本占同期吸收外资的60％。给予“荣誉市民＋政协委员”头衔的模式，在相当长时间内，甚至成为内地地方政府吸引港澳商人前来投资的惯用模式。

最鼎盛时，港澳商人在充满政治象征意味的长安街都曾留下重重的一笔。

1980年代之前，长安街沿线除了几幢醒目的地标式建筑外，并无多少高楼大厦。在地标式建筑中，血统纯正却又面目模糊的北京饭店多少有些另类。

1988年6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香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的话语体系中被赋予了无上荣耀的榜样地位。香港也在80年后变成大陆普通百姓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元素，周星驰的电影、刘德华等四大天王，还有遍地的佐丹奴等香港品牌都在影响着内地的流行文化的商业认知。

1990年，香港红色资本家霍英东在北京饭店靠近天安门方向的西侧，投资修建贵宾楼，这个会让人从名称上误以为是红色建筑的酒店，开了外资入驻长安街的滥觞。

接下来，1997年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北京饭店东面，王府井与长安街交汇处的黄金地段投资，这组冠以“东方广场”之名的超大面积建筑群，援引北京饭店突破限高的旧例突破了长安街建筑限高的规定，在1999年如愿落成。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广场的兴建，让长安街上20多个部级单位、40余市级单位、100余区级单位、1800余户居民为之让路。搬迁工作在半年内完成，开创了政府机构为商业资本集体让路的先河，而且是在长安街上。

香港另一最大房地产商之一的恒基集团也不甘人后，但恒基集团属于晚起的鸟儿，且素来与北京缺乏密切联系，恒基中心建在北京饭店东南，远离中南海方向的位置，倒也恰如其分。

北京饭店正南的位置，被原为北京市民、后为香港富豪的陈丽华所有，她于1993年投资创办的长安俱乐部，社会影响力位居北京五大俱乐部之首。这个会员人数控制在千人以内的俱乐部，成员主要为政府大员和商界要人。

1990年代中期之后，新世纪头两年之前，是一个资本逻辑经常可以让政治逻辑松动的特殊时间窗口。彼时，各级政府心态开放，且上上下下均财力不足，资本的力量就是政治的力量。长安街如此，其他地方亦可以想见。长安街是一条极尽展现权力尺度的街道，天然就殊少考虑行人的尺度。没有别的街道，能像长安街上的建筑物那样，将权力、秩序、威仪展现得如此淋漓尽致。即使是这条街道上的商业建筑，也在体量和气势上努力摆出一种非民间的体制化的姿态。

在马化腾、雷军等新生代内地“本土产”企业家还未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两会成为记者们追逐的代表委员时，香港红色资本家是第一波进入政协，并且获得高位的非体制内人士。1993年，马万祺、霍英东分别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李嘉诚长子李泽钜亦曾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刚过世的赌王也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

李嘉诚、邵逸夫是少数两位没有在政协任职的港澳商业大佬。邵逸夫因慈善备受北京肯定，李嘉诚有若干次被央媒点名赞扬，也是因其慈善行为和经济贡献。但李和邵也曾获颁“皇后勋章”、“英女皇颁发CBE勋衔”等港英时期的荣誉。整体上，李嘉诚、何鸿燊、邵逸夫的立场亲建制派，但和霍英东等相比，其政治待遇逊色不少。

三

不过在蜜月期过后，因进入内地的资本的多元化，超国民待遇不断减少，越来越多普通港澳商人败走内地。

最著名的案例当属霍英东投资广东南沙的失败案例。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虽然拥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之职，但是霍英东曾受尽“地头蛇”南沙区委书记梁柏楠敲诈勒索。虽然此后梁柏楠因贪腐案发，但该案例被一些港澳媒体多次进行负面解读。

近年来，港澳与内地关系时而紧张，这些红顶商人在此间曾多次发言力挺特区政府和北京，但已经很难再像过去，如马万祺与叶剑英、霍英东与邓小平那样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和拥有相对平等对话的能力。

随着马万祺、霍英东、也曾官至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安子介撒手西去，以及几位的老友何贤在1983年最先去世，加上此次何鸿燊的过世。曾经红极一时的香港澳门风云人物渐次远去，香江与澳门从此无大佬。虽然他们的后代也开始陆续出现在北京，如马万祺之子马有礼曾是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但是大佬们离去后的空白，短时内将无人替代。

还健在的大佬李嘉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虽然其不时在香港的媒体里发表一些支持北京舆论，但全球布局财富的行为，在今天许多内地人看来，是对中国经济和未来的不信任。另外一方面，未来其身后继承财富的人并不就能保证继承政治人脉，与北京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也非一日之功，但随时有可能因局势变化而一落千丈。第三，昔日依靠自我打拼而最终成为香港首富的李嘉诚被香港人称作“李超人”，也是很多人的榜样。但是今天，这个香港致富童话的口碑已走向另一端。

唯一不变的是，长安街上伫立着曾经代表第一代港澳商人黄金时代的一幢幢地标建筑——最近的贵宾楼就在天安门红墙东侧。

部分内容节选自作者曾发表在腾讯大家专栏文章《港澳再无大佬》（2014年5月27日）、以及和胡佳恒共同撰写的凤凰周刊封面故事《长安街政治史》（200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