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合法化这项法律太完美了，这是法律上不受保护的家庭所需要的。”刚刚完婚的阿莱亚兴奋地对法新社的记者说道。

当地时间5月26日凌晨，哥斯达黎加同性婚姻合法化，总统卡洛斯对这一裁决表示欢迎。凌晨刚过，奎罗斯和阿莱亚在证婚人的见证下，完成了她们的婚礼，成为哥斯达黎加第一对同性婚姻。这场婚礼作为有关LGBTIQ +权利的特别节目，通过公共电视台和网络进行了直播。至此，哥斯达黎加也成为中美洲第1个、拉丁美洲第6个、世界第28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地位的联合国成员国。

哥斯达黎加推进同性婚姻合法化始于2018年8月，当年最高法院裁定，禁止同性婚姻属“违反宪法”，并给予议会18个月时间立法，否则禁令将自动失效。该法案源于美洲人权法院于2018年1月宣布的新政——《美洲人权公约》的签署国必须允许同性伴侣结婚。在哥斯达黎加，美洲人权法院的裁定具有充分的约束力，优先于当地法律。

拉丁美洲属于同性婚姻合法化推行较广泛的大洲，仅次于欧洲和北美洲。截至目前，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哥伦比亚、厄尔瓜多、哥斯达黎加推行全国性同性婚姻合法，墨西哥同性婚姻合法化地区性生效，智利则推行同性民事结合制度，但未承认同性婚姻。

虽然拉美广泛推行同性婚姻，但其实一些最恶劣的仇视同性恋的形式在拉美也屡见不鲜。这让美洲在扩大民主概念的全球运动中，既占据了主导地位，却又处于落后的尴尬地位。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二元对立？

为什么是《美洲人权公约》？

拉丁美洲现行的民法典有一个共同的法律渊源，那就是《法国民法典》树立的所有权神圣、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原则，这为后期拉美各国争取LGBT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法律基础。以《法国民法典》为渊源，主要是因为，《法国民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是一种独立的象征，受殖民的拉美各国用《法国民法典》可以证明自己争取独立的正当性。

拉美国家从殖民时代至今，一直致力于法律一体化运动。自独立于殖民国家的统治以来，拉美各国在国家主权基础上，首先进行的就是区际法律一体化和宪法一体化运动。1889年到1900年，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举行，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以促进政治法律制度统一化为目标的美洲国家联盟。

1948年3月到5月，第九届美洲国家会议通过了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宣布建立美洲国家组织。受《世界人权宣言》影响，为了促进对人权的监督和保护，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在1959年建立了美洲人权委员会。经过10余年的讨论和修改，1969年11月，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通过了《美洲人权公约》。

1969年11月22日，在《美洲人权公约》基础上，泛美人权法院成立，该法院的判决对美洲主权国家生效，签署该公约的国家也受该公约约束需要对国内法进行相应的修改。

《美洲人权公约》第1条第1项规定了反歧视条款：各缔约国承诺尊重公约所承认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并保证在它们管辖下的所有人都能自由地全部地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见解或其他主张、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地位、出生或其他任何社会条件而受到任何歧视。

公约第11条第2项规定，不得对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加以任意或不正当的干涉，或者对其荣誉或名誉进行非法攻击；第17条规定，同性伴侣享有与异性伴侣平等结婚的权利。

这些具有强制力的国际公约为拉美同性婚姻或者伴侣关系合法化上了一层保险。

拉美的二元对立

拉美的LGBT权益发展表现出了许多与世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在拉美出现了最先进的支持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立法。但与此同时，在许多领域，拉丁美洲在世界范围内都处于落后的地位。

一些传统的理论分析，大多认为LGBT权利的实现多发生在富裕国家，较贫穷的国家往往较不支持LGBT权益，部分原因是文化价值倾向于更关注基本生存权。因为当人们关心干净的水、食物、住所和安全等事物时，他们可能会更加依赖他人。而这种依赖时常会促进强烈的群体忠诚度，增加对社会规范的支持，包含传统异性恋家庭结构。

但是这个情况并不适合拉美某些国家，比如厄瓜多尔。

美国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政治学教授哈维尔·科拉莱斯（Javier Corrales）表示，在美国，公众舆论明显变得更加宽容的时候，大部分的同性恋权利才获得，但是在拉丁美洲，情况恰恰相反，拉美是首先在法律上出现了变化。他提道，我们不知道法律的改变是否能帮助改变舆论，但拉美可以证明，一些立法变化，并不需要等到社会发生变化时再发生。

社会的确也没有太多变化。阿根廷著名诗人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曾写道：“我们是独立的，但我们是不自由的；西班牙的军队不再压迫我们，但她的传统却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拉丁美洲的社会解放只有通过放弃西班牙遗留的传统才能实现。”她所指的西班牙遗留的传统是西班牙留下的天主教伦理。

在推动LGBT权益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到了较为消极的作用。作为世界上最虔诚、最信奉天主教和最保守的地区之一，调查显示，除了阿根廷和乌拉圭以外，拉美其他国家大多数人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并没有什么政治容忍度。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州长甚至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同性恋婚姻 “仍然让我感到厌恶”。

保守的天主教和福音派是反LGBT不可忽视的力量。智利的红衣主教Jorge Medina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曾经公开宣称，“如果一个人有同性恋倾向，那是一种缺陷，就像少了一只眼睛、一只手、一只脚一样，这个人在实现生活中，是不可接受的。”

容忍度低下，带来的是不可忽视的暴力问题。在洪都拉斯、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巴西等国家，许多著名的同性恋领袖都遭到了谋杀。

虽然巴西在2013年已经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巴西是拉美对LGBT群体最“危险”的国家之一。在2018年，至少有420名LGBT人群在巴西被杀害。2019年还有过一则新闻，巴西一位母亲因不满儿子是同性恋，在雇凶杀人失败后，亲手将自己的儿子杀害。为了保护LGBT群体的安全，2019年巴西推出了一款专为LGBT群体绘制的安全空间地图APP——Dandarah，用户可以在上面标记哪些地方对LGBT群体有危险。这款APP以2017年一位被谋杀的变性人名字命名，初始资金来自巴西为数不多的公开性取向的议员Jean Wyllys，他在2019年已经因为死亡威胁逃离了巴西。

此外，LGBT人士在劳动力市场也非常受歧视，尤其是男同性恋和变性人，一些雇主会要求员工不要对外透露自己的性取向。许多人很难找到工作，大多生活贫困、露宿街头，而拉美的街头犯罪率又非常高，因此，许多LGBT人士成了诸多刑事案件的受害者。

在某种程度上，宗教与政府的博弈，影响着国家对公权力的保护。LGBT权益的政治化使这一议题不单单是民事权益问题，这里面裹挟着政府的一些政策愿望。在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非保守国家，政府正试图取得对教会的领导权，比如阿根廷。但是民粹主义的右翼领导人，会借宗教之名打压LGBT群体，代表就是巴西的博索纳罗总统。

因此，在拉美这种二元对立的情况，法律与社会包容度不匹配会带来何种结果，是会推动社会发展还是国家机器的反对？我们还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