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婚姻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石时，牺牲个人的幸福总是必然。
“离婚冷静期”被民法典通过了。这意味着，从2021年1月1日起，登记离婚要经历30天的冷静期，冷静期内，只要有任何一方撤回申请，对不起，这婚不能离。
就算挨过冷静期，还有下一个30天的抉择期。抉择期内，如果双方有一人没有去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证，对不起，这婚还是不能离。
离婚冷静期让互联网沸腾了。年轻人的日常恐婚更严重，有人戏称这是官方实力反婚：
“国家都把反婚做到这地步了，再结婚可就太不给面子了”。
对于很多不婚主义者，不结婚的理由又多了一条：“既然不能七天无理由退货，那我就不买了吧。”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离婚史，离婚自由随着时代而变动，经历了放开-收紧-放开-再收紧的过程。
1、第一部《婚姻法》和短暂的离婚自由
1950年5月1日，《婚姻法》颁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台的第一部法律。
关于离婚，1950年《婚姻法》采用了邓颖超的建议：“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亦准予离婚。”
一方坚决离婚就可以离，这保障了相当限度的离婚自由。有了这条规定，众多妇女从不幸的家庭中摆脱出来。据司法部统计，仅1950年下半年，婚姻案件便超过4万件，多数是女方因无法忍受包办婚姻、重婚、家庭暴力等主动提出的离婚案。
在这之前，针对“一方坚持离婚就可以离婚”，不少人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忧离婚不加限制，会给一些男干部抛弃发妻提供便利，但邓颖超说：
“我为什么主张不加条件，一方要离就可离呢？理由是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妇女，婚姻问题上妇女所受的痛苦最深。早婚、老少婚、买卖婚姻、包办婚姻是普遍现象，所以，一方坚持要离就让离，主要根据广大妇女的利益提出。如加上很多条件，恰恰给有封建思想的干部一个控制和限制离婚自由的借口。过去没有这一条，发生了很多悲剧。”
邓颖超的话，充分考虑到当时封建制度下女性的困境。1949年到1950年初，婚姻案件造成的自杀惨剧非常多，且多因一方坚持离婚又不能离造成——
据山西省50多个县的不完全统计，1949年1至10月，发生命案464起。其中妇女被直接迫害致死的占25%，因要求离婚不成而自杀的占40%，因在家庭中受虐待而自杀的占20%，因其他家庭纠纷而自杀的占12%。
50年代的离婚证书
因此，邓颖超力排众议，强调婚姻条例必须从最大多数妇女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一部分妇女的利益出发，更不能为了限制少数男干部喜新厌旧，而放弃原则，对多数妇女不利。
邓颖超认为，男女婚姻的基础是爱情，如果爱情熄灭，那种婚姻保持了也没有意义。她更主张女性要自尊自强，以革命事业为第一生命。如果婚姻发生挫折，女性应振作起来，以工作作为生活的主要依托。她绝不同意“老公要离婚，天就像塌下来”那种依赖丈夫的思想，也不同意靠法律强制性地限制干部的婚姻自由。
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先恋爱后结婚”、听从组织安排是风潮。
《婚姻法》的诞生，体现了解放妇女思想和身体的美好初衷。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想遇上了浓厚的宗族思想，却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翻开史料，《婚姻法》推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令人触目惊心，妇女获得自由远非如此简单。
首先是《婚姻法》宣传政治任务化。有学者研究了婚姻法颁布后三年的宣传情况，发现大部分地方都将实行婚姻法“作为一个时期的临时任务”，搞“突击”式的宣传。当工作队离开，临时任务完成了，宣传也就结束了。这引起了民众对婚姻法的普遍误解。
民众的误解由乡村干部的抵制发展而来，曲解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他们将“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理解为包办婚姻都要离，寡妇都得另嫁；贯彻婚姻法运动就是要“拆散家庭”和“给单身汉、寡妇配对”。
许多寡妇因怕被“配对”躲起来。许多人觉得自己是旧式婚姻，就先离婚再复婚。有人觉得婚姻法就是随意结婚离婚，几天内连离了4次。
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司法部门轻率地判处离婚请求，有的工作队还强行解除童养媳婚约，以致群众一看见他们就会说：“又搞离婚来了。”
《婚姻法》被误解为离婚法、妇女法，认为是“要斗争男人、婆婆了”，直接后果就是男女性关系混乱、离婚浪潮和自杀与被杀现象大量出现。
1953年，天津人民电台召开了贯彻《婚姻法》广播大会。
据当时司法部的估计，自婚姻法颁布以后至1952年底，华东地区因婚姻问题自杀和被杀的男女共11500余人，全国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在七八万人左右。研究表明，婚外性关系和离婚是导致自杀与被杀现象产生的两个直接诱因。
针对婚姻法颁布后男女性关系的混乱，有关领导在讲话中对婚姻自由作了新的解释，即把婚姻自由重新解释为“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两方面，……主要的一面还是结婚自由”。
这意味着离婚不再受到鼓励，而更加强调离婚诉求中的调解程序。事实上，自此以后，尤其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对于有争议的离婚请求，法庭一般全都驳回，而着力于‘调解和好’”。
1950年的《婚姻法》有着浓厚的革命色彩。单方面提出离婚便可以离婚，被称为“自由离婚主义”。其实，早在1926 年，苏俄就实行了这一离婚制度，即一人提出即可离婚。
《婚姻法》的宣传画
但是，自由离婚主义受到了列宁的严厉批评：
“恋爱牵涉到两个人的生活，并且会产生第三个生命，一个新的生命。这一情况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
于是3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出台了限制离婚的规定，对离婚登记改用费用累进制，第一次离婚，收费 50 卢布，第二次离婚，收费 150 卢布，第三次离婚，收费 300 卢布，以遏制草率离婚。
尽管造成了混乱，但相比封建时期“七出三不去”过错离婚主义，1950年的《婚姻法》先进性是不可否认的。
可惜的是，由于没有顾及到传统文化与普通农民的经济状况，也没有对乡村婚姻关系问题处理作出具体规定，更重要的是，这部承载着现代婚姻观念的婚姻法，大大超出了乡村社会的认识范围。
《婚姻法》变成了一部偏离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法律，短短几年便消亡了。几年后，三大改造完成，离婚自由又重新被国家收回，很长一段时间内，离婚是“资本主义腐朽性”的象征，婚姻法在不再被提起，“爱情的基础是政治” ——人们改口说。
2、“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
在我国，婚姻自由从来都与政治挂钩。人们再次拥有离婚自由，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大潮。
1980年了，新中国第二部《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感情确已破裂”是法律第一次将“感情”作为离婚标准。一时间，“感情不合”成为最常见的离婚理由，恩格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成为引用最多的伟人语录。
虽然离婚条件被放宽了，但是，对于离婚的道德判断依然盛行。1980年5月，作家遇罗锦向人民法院上诉离婚，理由是她和丈夫蔡钟培之间没有爱情。遇罗锦在文革期间被打倒，蔡钟培不离不弃，还帮她恢复了名誉，因此当时舆论普遍认为，遇罗锦背信弃义，不应该提出离婚。
这是传统道德与个人自由的第一次交锋。离婚标准到底是以个人情感为主，还是以恩情道义为准则？这引发了社会大讨论，新华社甚至刊发了《一个堕落的女人》谴责了遇罗锦，但最终遇罗锦还是离婚了。
1992年，电视剧《孽债》反映了70年代末的知青离婚潮
人们对于恋爱自由的追求，被文革压抑的情感渴望，在80年代得到大爆发。因此1980年婚姻法修改草案说明：
“我们不能用法律来强行维护已经破裂的婚姻关系，使当事人长期痛苦，甚至使矛盾激化，造成人命案件，对社会、对家庭、对当事人都没有好处。”
但也有一些个别案例。1982年，由36位妇女组成了“秦香莲上访团”，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状告36个出轨的陈世美“恶人先告状”，利用新《婚姻法》以“感情破裂”为由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
在中央的过问下，提出离婚请求的陈世美们全部败诉，当时没有一个离成婚。不过讽刺的是，之后10年之内，他们还是离婚了。
秦香莲这一轰动性事件，让中国人听到一个新词汇：第三者插足。2001年，婚姻法再次被修订，其中主要针对了“包二奶”现象，作出了“夫妻应该互相忠实”的规定。
针对离婚条件，将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三年”改为“分居满二年”即可准予离婚。2003年，政策进一步放开，《婚姻登记条例》规定，自愿离婚者持离婚协议书即可办理离婚，取消了单位证明，进一步解放了婚姻自由。
这便是我们现行了17年的协议离婚标准。
当离婚手续变得越来越简化，中国人在婚姻的一地鸡毛中却变得越来越挣扎。那些80年代由爱而结合的婚姻，在20年后陷入了广泛的中年危机。
2004年，一部电视剧《中国式离婚》爆火，妻子林小枫和丈夫宋建平，曾共同经营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但几年后，林小枫因“主内”而失去了事业机会，丈夫获得了事业成功，家庭经济地位平衡被打破。充满危机感的林小枫变得敏感、多疑，宋建平一面烦恼一面拒绝沟通，使得两人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现代中国人在婚姻城堡里的种种不可言说的隐痛，一下子集中暴露了。也让人们开始思考婚姻中的两性权力不对等问题。
3、在离婚自由上加以限制，错了吗？
任何国家政策的制定，都离不开当下的历史环境。设置离婚冷静期也是如此。
2003 简化离婚登记程序之后，离婚数量大幅上升，近年来形成了第三次离婚潮。协议离婚虽然自由，但也带来了一些现实问题。
如未成年子女利益问题——
“在登记离婚中，子女是否对关涉到他们重大利益的这一生活变故发表了他们的意见，当事人自行达成的协议是否考虑了子女的愿望，《婚姻登记条例》未作任何规定。在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父母是不会征求子女意见的。显然，这是《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一个重大疏漏。”
以及离婚女性的贫困化。无论国内国外的研究都表明，女性在离婚之后，相对于男性，经济社会地位会下降，离婚女性再婚比例也很低，比男性更难得到新的伴侣关系的支持。
因此，近年来，许多国家开始对婚姻自由进行了诸多限制。如设置离婚冷静期（如俄罗斯规定为一个月，瑞士规定为两个月，法国规定为 6 个月）；以及规定有10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者，禁止适用登记离婚程序。
以浪漫著称的法国离婚更难。在法国，结婚6个月以内不可以离婚；如果夫妻一方要求离婚，必须分居三年以上，已经分居超过3年，递交离婚申请，还得再拖3个月冷静期。
但限制离婚自由后，法国非婚生子比例高升到59.7%。
离婚率上升，结婚率走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其背后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必然。造成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经济发展社会开放，追求浪漫爱情和个人享乐风潮盛行......具体到中国，一个重要问题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两性关系的重塑却没有跟上，性别不平等存在，导致女性提出离婚比例非常高——
女性对传统家庭任务体系（男尊女卑、生儿育女是女性的任务）产生疑问，进而对婚姻产生怀疑。而对于适应新的两性关系，男性并没有充分的准备，也没有足够的认识，这种矛盾必然会导致离婚率的增高。
4月17号，广东汕头一对男女因协议离婚发生争吵，丈夫街上殴打妻子。这样的情形在民政局里并不少见。
中国的婚姻法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法律之一，但是，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却常常人为设置诸多障碍，如谎称机器坏了、和设定冥想沉默的程序等等。
这种行为与50年代《婚姻法》被误解，农村干部强制给寡妇配对，如出一辙。
而真正应该增加的行政细节：如登记机构的法律服务、缜密的提醒和询问、更专业的离婚协议审核等、对妇女儿童权益的保障，反而是缺位的。
网络上的一致反对，指向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生活的重压让走入婚姻本就不再容易，“离婚难”的更是放大了对婚姻的恐惧。对于婚姻利弊的权衡，早已经盖过了追求“浪漫爱情”，假如“人”追求幸福的需求不能在婚姻中实现，那么不选择结婚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电影《甲方乙方》：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福的，而没有房子的婚姻则更不幸福。
或许离婚冷静期的唯一好处是，人们在走入婚姻之前，再次思考婚姻的意义——
结婚到底意味着什么，既然承担选择失败的代价如此高，那还值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