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南京
三本日记中的南京大屠杀。

文/全历史 哥特人的猫

1938年6月8日,纳粹党人约翰·拉贝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

拉贝是德国在南京的商务人员,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此处可a1937年12月13日的南京),不久前刚被召回国。他试图向政府汇报南京的情况,而报告如泥牛入海。

无奈之下,他选择直接给元首写信,但一直寻求与日本结盟的希特勒为了保护日本的国际形象,命令国家秘密警察逮捕了拉贝,要求他对南京的一切见闻保持沉默。

但是,堵拉贝的嘴并不能掩盖真相,因为就像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中的国际救援很广泛一样,对南京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也不只约翰·拉贝一人。

在众多的外国义士中,有三个名字格外耀眼:约翰·拉贝,罗伯特·威尔逊明妮·魏特琳。他们不仅尽力保护中国平民,还用日记记录下日军的罪行,让世界得以了解南京发生的一切。

我们来看看他们在“围城”中都做了什么。

拉贝利用日方对希特勒的敬畏,向日本士兵行纳粹礼以阻止他们的暴行

先来看约翰·拉贝。他在华生活了三十多年,对中国感情很深。因此1937年11月日军开始大规模轰炸南京时,拉贝就牵头成立了南京安全区。这个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保护了超过20万中国平民的生命,他也因此被称为“南京的辛德勒”。

因为日军完全无视国际惯例,“安全区”实际上也危机四伏。拉贝利用自己纳粹党人的身份,将几百名难民安置在家中,守住后院大门,不许日本人入内。即使如此,仍有日本士兵在半夜偷偷溜进拉贝的住宅,对难民施暴。有一天他半夜回家,正好撞见6个日本士兵在后院强奸妇女,拉贝无视日本人刺刀的威胁,强硬地将他们赶了出去。

他将画有纳粹标记的旗帜挂在安全区的入口,这让日军投鼠忌器,行动有所收敛。日军军官曾质问拉贝,为什么不帮助友国,而要去庇护中国人。拉贝回答,我一直受到中国人的优待,所以要帮助他们。

罗伯特·威尔逊是南京陷落后唯一没有撤退的外国医生,也是当时南京唯一能操刀外科手术的人。

威尔逊本来相信日本会依照国际法管制南京,但很快日军在街头的屠杀打破了他的设想。作为一名基督徒,威尔逊相信自己有义务救助无辜的平民。但因为害怕触怒日本人,他又不得不对很多暴行保持沉默。有一次,一伙日本士兵冲入医院的护士宿舍,强奸了宿舍中的15名护士,但威尔逊对此无能为力,负罪感与挫败感让他陷入了绝望。

威尔逊在日记中提到了一位29岁的妇女。她是5个孩子的母亲,在逃亡时被日军的机关枪射穿了眼睛和脖子,奇迹般地带着4个活着的孩子徒步数英里来到医院求教。正是这位中国母亲的坚韧让他下定了在屠杀中继续救援工作的决心。

威尔逊近乎疯狂地透支自己的身体救助难民,在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4月接近半年的时间中,他几乎没有真正睡过觉,依靠注射肾上腺素来保持精力。他在只有蜡烛照明的手术室中昼夜施救,最终导致左眼失明。

魏特琳为保护女学生与潜入校舍的日本士兵对峙

明妮·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主任,她管理下的文理学院作为安全区的一部分,主要收容大屠杀中的女性难民。

文理学院是当时最混乱的安全区,军方对日军强奸女性的行为不闻不问。魏特琳昼夜在学院内巡逻,为了保护安全区内的妇女与日军周旋,一次她将一个日本士兵从被强奸的女人身上推开,被暴怒的日本人当众扇了一记耳光。

为了加强安全区的安保,魏特琳频繁出入日本大使馆,要求日方增派宪兵保护学校。她在搭车从日本大使馆返回学校后想要给司机小费。司机说,你这样出生入死是为了救我们中国人,这个钱我不能收。

在“围城”之外,他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帮助中国。

约翰·拉贝在德国战败后被苏联投入集中营,在得到中方的担保后获释。尽管他拒绝在东京审判中作证,但将自己在南京的书信和记录写成了一部完整的日记,为后世还原南京大屠杀的样貌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因为持续半年之久的无节制工作和药物注射,罗伯特·威尔逊的下肢几乎瘫痪。但1946年7月25日,他还是出现在东京审判(此处可a1946年1月9日的日本东京)的现场,并且作为第一证人出庭作证。威尔逊的证词在南京大屠杀的众多外国见证者中最为详尽、丰富,他在接受问询时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保持沉默。

正在救治伤员的威尔逊

在东京审判上,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松井石根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士兵,声称自己不应为屠杀承担法律责任。正是这些组建了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的证词,证明了日军高层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始终对发生在南京的屠杀、强奸等罪行采取放任的态度,最终将松井送上了绞刑架。

在南京的经历让明妮·魏特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941年5月14日,她在家中切开煤气管道自杀。根据魏特琳生前的要求,她的墓碑上被刻下了四个汉字:永生金陵。

出于冷战中的利益考量,美国在战后将拉贝等人的日记束之高阁,直到90年代才被华裔作家张纯如公诸于世。她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这些养尊处优的商人、医生、传教士和教授,为何能在此时,以超越职业军人的勇气投身于火线,“将中国男人从死刑场上救下,打败中国女人身上的日本兵,甚至还跳到大炮和机关枪前阻止日本人开火”?

魏特琳的话或许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当美国大使馆第四次对女子学院的美籍教师发出撤侨令时,她如此答复:“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在校门口目送妻子、女儿进入收容所的那些丈夫、父亲的面容。我不能离开,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的孩子一样。”

历代评价

1、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这种成仁取义的事情,华教授(华群,魏特琳的中文名)早做到了,所以她的精神生命是永远存在的,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耶稣说:“信我者,虽然死了,也必活着。”这话好像为华教授说的。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

2、拉贝作为一名德国商人,甚至是一名纳粹党员,也还是以他的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在中国参与了反对日本法西斯暴行的斗争,对中国人民给予了可贵的援助。

——胡绳

3、亲爱的,不要以为我愿与你们天各一方。我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你,还有我们那可爱无比的孩子。我们此刻正深陷一场惊世之劫,在这危难关头,我绝不能撒手不管,我要在此战斗。

——罗伯特·威尔逊在1937年圣诞节后写给妻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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