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之间，流动摊贩成了被盖章认可的正当经营模式。

5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 3.6 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 10 万人就业。”

6 月 3日，微博网友 @螃蟹老大爷 发了一条微博：“一个轮回了。你回来摆摊吧。”微博的配图是一张三口之家的照片，照片的主角是沈阳人夏俊峰。

如果要为中国的小贩们写一部传记，夏俊峰注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在 2008 年，夏俊峰因当街摆摊与城管发生冲突后刺死两名城管，2013 年，他被执行了死刑。这条微博获得了近 5000 次转发，超过 12000 次点赞。第二天，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转发了这条微博，简单附上一句：“多谢大家一直在”。

得到官方肯定后，全国各地对摊贩和占道经营的限制接连放开。5 月 29 日，成都龙泉驿区聚集了数十家小摊贩开始当街营业；31 日，武汉保成路夜市正式开市；6 月 1 日，南京市秦淮区已设置 130 家摊位，并预计在 6 月中下旬开放更多集市。此外郑州、长沙、西安等地也开始提出“摆摊经济”。

几年前清除占道经营和当街摊贩的种种举措与成果，以一种全面贯彻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回滚。一时间，烟火气再次成为城市的象征，摆摊成为快速解决疫情带来的失业潮最有效的手段。

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盒子之前永远不知道猫是死是活，摆摊经济也始终在地下化和正当化之间不断摇摆。每一次摇摆，都是一笔历史的注脚。

狡黠与幽默的“游击对抗”

与大多数人想象中的改革开放前对市场经济的严格限制不同，在新中国建国之初，地摊小贩曾有过短暂的喘息空间。

1949 年，时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的叶剑英首先提出了管理和整顿北京城的无照摊贩这一议题。叶剑英认为，摊贩是人民大众生活的一部分，“ 对他们应该采取照顾帮助与管理的办法，不同于国民党的只凭一纸命令，凭警察武力，横加取缔。”但在保证摊贩利益的同时，也需要做到整顿秩序，美化市容，保证税收。

“不管不行”，是叶剑英当时的主张。

有学者认为，整顿建国初期尚未步入正轨的北京城是叶剑英的出发点，在此之后政府开始为小贩们发放牌照、规划经营区。到了当年 8 月，叶剑英表示四万多户摊已经能各得其所，整顿工作告一段落。

1950 年开始，为落实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北京政府开始将这些原始的“个体户”经济改造纳入集体经济的制度中，例如推行仅允许没有劳动力的老弱病残者从业，要求青壮年投入“集体劳动”，并要求异乡人员返乡从事其他行业或组织工作。

但改造的过程并不顺利。一篇研究新中国初期北京整治无照摊贩的学术论文回溯了当时的情况：不少小贩认为政府划定的区域“太冷清，没人光顾”，根本不适合做生意，有近一半的小贩跑出规划区，回到以往走到哪卖到哪，哪里人气旺去哪里的流动状态，此外，小贩们还经常与执法人员周旋。

根据北京档案馆的历史材料记载，有些小贩会当街与执法人员理论，认为“毛主席不让饿死一个人，你们不让做买卖，不叫我吃饭，你们执行的是反动政策。”也有小贩会狡猾地博取执法人员的同情，回过头又若无其事地做起生意。

还有一部分摆摊人员是退伍军人，他们最经常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1957 年，一位退伍军人因摆摊被执法人员请至管理处，但他态度十分不屑，认为自己抗战多年，没有必要服从执法人员的处置，还直接以“腰疼”为理由躺在了管理处的凳子上。执法人员要求他起身，他说道：“你们干部什么出身呀，还能管我？有本事去打蒋，为什么来劫我，太没种了。”

凡此种种，被学者视为民间智慧的“狡黠”的幽默的“对抗”。

然而随着执法力度的加大，这种钻营和对抗的空间逐渐逼仄。“投机倒把”和“小资产阶级”的帽子下，越来越多的摊贩被组织化。相关研究指出，在 1950 年代后期，已经有 80% 的摊贩消失，严格的户籍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摊贩的生存土壤被挤压殆尽。

勇敢和敏锐的人

1978 年，改革开放敲开了市场经济的一扇窗，长达数十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开始松动。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大量知青返乡，由于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吸纳，这批返乡知青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大压力。1979 年经济学家薛暮桥撰文提出，政府应快速出台相关政策，放开个体经济，让这些“待业人口”能正当地自谋生路。这一提议似乎被默许，此后，政府开始用“个体经济”取代“私营经济”，并在此后十多年里对这些摆摊的个体户采取“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的“三不”政策。

那是一个鼓励敏锐和大胆的年代。尽管“改革开放”已经为“混合制”经济正名，但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姓“资”和姓“社”之间的那条红线在何处。自1979 年“投机倒把”罪被列入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后，摊贩经营是否符合“改开精神”又变得暧昧起来。

1978 年，年仅 20 岁的浙江义乌人何海美开始在当地小市场做生意。最初她悄悄开了一家裁缝店，但因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开了一两个月机器就被人偷偷拆走。

当时正值电影《红楼梦》热映，何海美的哥哥在部队担任摄影师，回家探亲时为她带了几张电影剧照和明信片。何海美想，电影这么热门，多洗几张照片出去卖说不定能赚点小钱。于是，她壮着胆子洗了照片装在信封里，把照片交给在电影院门口看自行车的小孩代卖，一张一元，两人分成。

40 年后，何海美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告诉记者，第一天她挣了 6 块钱。《红楼梦》放了三天，她卖了三天，最后净赚三十几块。她意识到，卖照片比干苦力赚钱容易得多，从此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商贩生意中，在一次庙会上她带了七八十张照片，引来顾客的哄抢，为避免太引人注目，她跑到了农民的庄稼地里，还有人一路追着她买照片。

此后何海美又辗转到当地的廿三里集市，那里人流量更大，生意更好做。她每天把照片张贴在供销社的墙上，背着小绢包站在旁边，一天下来就能赚三十几块钱。两个月时间，何海美的照片就卖出了名，客人们甚至登上家门来下订单，每次订几百张的大客户也不在少数，因为担心被扣上“剥削”的帽子，何海美不敢雇人，她和丈夫连夜洗照片，每天要忙到晚上两三点。

她做了 4 年的流动摊贩，卖过日历、太阳帽、手套、尼龙袜，什么好卖就卖什么。在万元户惹人艳羡的年头，何海美在 1980 年就已经有了五万元存款。

但彼时，流动摊贩和个体经营依旧处于见不得光的灰色地带。“廉价进货-加价卖出”这种传统市场经济的经营模式被冠以“倒爷”的名头，因倒卖被拘捕甚至入狱的商人不在少数。直到 1984 年国家出台文件，明确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正式实施，流动摊贩和个体户才不再需要遮遮掩掩。

同年冬天，柳传志拿着中科院计算机所给的 20 万，拉着板车到中关村做起卖运动服装、电子表、旱冰鞋和电冰箱的生意；次年，美图秀秀创始人蔡文胜和同学各自向家里要了 500 块钱，在石狮大仑街摆地摊，卖计算机、傻瓜相机、化妆粉饼，后来蔡文胜回忆道：“有时一天能赚百来块前，赚了钱我们就去买万宝路。”；42 岁的宗庆后在 1987 年开始蹬三轮卖冰棒，也是在当小贩的途中他发现当时许多家长都担心学生的营养问题，一年后，他创建了“哇哈哈”。

勇敢者的故事并不少，但真正让民众放下戒备，放开手脚做摊贩，是在 1990 年代。

1992 年，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市长赵明非来到当地贸易市场，花 2 块钱租了个摊位开始摆摊，尽管摊位上只有一台收音机和一瓶蜂王浆，但“市长摆摊”很快成为坊间热传的话题，并成为肯定流动摊贩这种经营模式的信号。据统计，当时有超过 12 万人辞职，从摆摊开始自己的经商之路，更有超过 1000 万人办理“停薪留职”，加入摆摊大潮。

传统的街市在小摊贩们的手中逐渐复苏。到了 1995 年，国企改革导致约 5000 万人失业，下岗潮让不少人必须以摆地摊的方式维持生计。早前曾严厉整治当街小贩的北京市也开始大力发展集贸市场，摊贩经济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潮，有学者统计，当时北京市内的集贸市场数量达到了 1125 个，数以万记的无照经营者在街头叫卖。

小贩之死

“招商引资”、“市场经济改革”、“产业转型”，千禧年以降，这些字眼随着市场经济逐渐蓬勃，被越来越频繁地提起。作为“脏乱差”的代表，流动摊贩的未来随之变得模糊。

实际上，市容市貌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矛盾早在 1992 年就埋下伏笔。彼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城市投资环境国际研讨会”上，摊贩经营开始被视为“一种落后的经济模式”和“城市不发达”的标志。同年，国务院颁布了此后对城市面貌影响深远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在 1994 年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的背景下，央地财政收入结构出现巨大变动，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开始从制造业转向房地产和第三产业。此后 1996 年与 2002 年两次权力下放，进一步放开了地方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权限，各城市的城管团队也在这一期间逐渐壮大。

一切似乎为城管和小贩之间的冲突做好了铺垫，为人熟知的“城管执法”在 21 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里成为城市中烈度最大的话题之一。

相关研究统计，2005 年到 2009 年间，媒体上刊载的无照摊贩引发的暴力对抗次数达到 2626 次，导致 1679 名城管人员受伤，在 2000 年 9 月到 2016 年 10 月 16 年间，媒体报道中有 52 人死于城管执法。

2006 年 8 月 11 日下午，23 岁的退伍军人崔英杰再次来到他熟悉的老地方——北京中关村的一条胡同里卖烤肠。在这之前崔英杰已经两次被城管查抄，手机、钱包和拖车都被没收，出摊的车是他前一天刚借钱买的。当天下午 4 点，海淀城管大队副队长李志强和其他城管人员在执行整治任务时遇到了崔英杰。双方僵持不下，崔英杰恳求城管不要没收他的三轮车，其他东西都可以带走，但恳求没有效果，三轮车还是被拖走。

就在城管准备离开时，崔英杰突然从后方扑向李志强，挥起切烤肠的尖刀，刺入了李志强的脖颈。

这一刀直接导致李志强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身亡。案发第二天，崔英杰被捕，次年被判处死缓，目前依旧在狱中服刑。

李志强的死成为北京城管部门成立 8 年来的第一起命案，随即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关注，不断有学者围绕城管执法展开讨论。与此同时，小贩与城管之间的流血冲突一直没有中断。

2009 年，沈阳人夏俊峰和妻子因在大街上卖烤肉与城管发生了冲突，做生意的工具被没收，之后夏俊峰被带至附近的城管办公室接受处罚。在办公室里，夏俊峰用水果刀刺死了在场的两名城管，重伤一人。

2013 年，沈阳中院判处夏俊峰死刑。

一时间舆情汹涌，几年里对城管的不满和对小贩的同情在夏俊峰一案上集中爆发，人们在网络上收集了大量城管暴力执法致小贩死亡的新闻，控诉这种对流动摊贩的不宽容：

2008 年，湖北天门水利建筑公司总经理魏文华驾车经过当地村庄，目睹了城管粗暴执法的现场，随即用手机拍下执法过程。但这个动作被城管发现，十几名城管围上来开始殴打魏文华，拳脚相向 5 分钟之久，导致魏文华死亡。

2011 年，贵州安顺市三名城管队员与一名身有残疾的水果小贩发生冲突，争持期间三名城管将小贩撂倒，并将其当街围殴致死。

2013 年，湖南临武的瓜农邓正加夫妇准备支摊卖瓜，在卸货途中与城管发生冲突，之后十多名城管感到现场开始殴打夫妻两人，并在猛击邓正加头部后致其死亡。

凡此种种事件，令学者认为，当时街头摊贩在城市中无论是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再具备合理合法的存在空间。

此后，全国范围内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创建文明城市”又一次将流动摊贩推到了边缘地带——熙熙攘攘的集市、夜市成为过去时，各地开始接连出台“取缔占道经营”政策，并将“市容市貌”、“食品安全”、“交通管制”等内容一齐纳入其中。据《检察日报》一则报道的记录，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间，仅江西省一个区级行政区，就以保障食品安全为由，在整治摊贩上立案 520 件。

人类学家项飙在一次学术讲座上谈到个体户、流动商贩和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变化，他感慨道，曾经认为“浙江村”的模式会逐渐培养起一种新的中间阶层的空间，但没想到在非正规经济的正当化过程中，这种空间会渐渐狭小乃至消失。

全民摆摊

如今，受疫情影响，钟摆又一次回到了起点。

被官方正式承认之后，与摆摊相关的人物故事在微博上大量涌现：

@中新经纬 报道，河南郑州的市民直接开着私家车上街摆摊，打开后备箱就是摊位，卖泡泡机每天能收入 1000 元左右。

@新京报我们视频 报道，在河南郑州，一位叫王兰波的年轻人从 2018 年开始在夜市摆摊卖瓷器，每天出摊 4 个小时，不仅赚回此前做餐饮赔掉的钱，还买了奔驰车。

@凤凰网 报道，江西九江瑞昌市，当地城管队为“释放地摊经济”，规划了两处“流动摊贩临时摆摊点”，并开始主动给商贩打电话动员摊贩出街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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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 日，四川在线报道了成都“地摊经济”的推进情况，成都太古里等核心商业区将拿出黄金地段用于摆摊，锦江区政府将红星路太古广场免费提供给车企，目前已经引来奥迪、奔驰、雷克萨斯、玛莎拉蒂、宝马、大众等汽车品牌的“踊跃参与”。

当地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一次的“地摊经济”担当了许多“重大使命”，要保障民生，要促进就业，要促进企业市场信心，要促进市民消费信心，还要继续挖掘出“地摊经济”更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