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朱玲玉

编辑：王晓

“阆妹儿、阆妹儿，快来吃点串串嘛！”6月4日晚11点，成都犀浦夜市摊位上，麻辣烫老板连声吆喝着。并在两列的有上百家店铺，外面一层搭起来的是一条如龙摆尾的棚子，来这里吃夜宵的人群摩肩接踵，好不热闹。

3月14日，成都出台政策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5月28日，又进一步明确占道经营的时间和范围等细节。原本市井的成都，重新燃起了烟火气。

6月4日，成都市太平园中三路的临时占道摊点上，一排百米长的绿色“地毯”沿人行道铺开，马路一侧被警戒线隔开。20个拥有许可牌的固定摊位依次陈列，摊贩们正在售卖水果、冰粉、煎饼、卤菜、鱿鱼铁板烧等。

人行道内侧，固定摊位外沿留出一条盲道。

街边的隔离带上，一名城管正在巡逻。5月15日放开占道经营政策后，他每天八点到这里值班，下午六点和同事换班，巡逻工作一直开展到晚上11点。“以前和摊贩们打游击时，我们一来，他们就跑。我们走了，他们就回来。现在他们可以放心摆摊，我们也可以文明执法，大家心理都舒坦了嘛。还是互相支持，关系好多了。”城管说。

水果贩子郭卫生的摊位上，摆放着两个占道经营许可牌。据值班城管介绍，这个固定摊点共有20个摊位，但实际上轮流摆摊的有47个摊主。经营许可牌分两个时间段，早上是7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晚8点。卖早餐的摊主只领绿牌，位置就空出来，让给领了下午许可牌的摊主。“摊主只需拿身份证去街道办事处，拍个照、留个资料备份一下，就可以领这个牌牌。”

郭卫生获得了最后一个“绿牌”。他来自河南农村，在成都做了近十五年的地摊生意。允许占道经营后，他和城管的关系缓和了不少，“以前看到他们就要跑，现在心里踏实了很多。”但郭卫生也有些担心，“今年经济形势不好，人们的消费能力小了。从早上八点过来摆到晚上十点，也就赚100多块钱。去年卖三四十一斤的车厘子，现在只能15元钱一斤。”

该占道经营点位于太合仓商业区，临近地铁站，只有早晚下班高峰期，人流量才多起来。下午四点多，面对稀疏的人流，卖铁板鱿鱼的小贩闲得在摊位上玩手机。

“西米糕”的贩主正对着手机看抖音。

下午五点多，卖煎饼果子的摊位上，锅面上擦得干干净净，下午生意还没开张。

下午六点，冯文强准备支起摊位照明灯，迎接晚高峰的生意。冯文强经营牌上有效期是5月15日到6月15日。他有些担心，怕以后政策持续不了，到时候又得“打游击”。

6月3日晚十点，石人东路上的占道经营点，居住在附近社区的居民们依然如流，摊位分布在百米长的街道两边。

年过六旬的摊主彭公英拉来一车的货物，从聚贤街回到石人东路。三四年前，她和老伴到成都摆摊，就住在石子东路旁的小区里。疫情爆发后，老伴丢掉了地铁保洁的工作，全靠她摆地摊维持生活。“石子东路人流量大，但这里都是老居民，卖这些’小玩意儿’提不上价格，所以白天我就在聚贤街和城管打游击，”彭公英说，上个月她只赚了一千多块，“生意不好，做起恼火得很。疫情大家都困难，现在文明执法，允许我们摆摊，政策还是好了。”

今年5月，彭容（右）和丈夫也在石人东路摆摊卖起了冰粉。疫情爆发前，彭容在商场工作。疫情期间商场经营惨淡，没有业务提成，她每月只能拿到1700块底薪。于是她辞职来摆地摊，每天利润几十到一百不等。

6月2日晚八点，一名卖凉面的流动摊主和城管打游击，转到奎星楼街。这条网红美食街目前只允许餐馆占道。疫情期间，这里人潮涌动，车都开不进来。疫情后，人少了许多。

在奎星街上摆了四年流动摊的摊主钟先生和妻子，一直以卖蛋烘糕为生。疫情前，他们一天可以卖两百多块，现在生意最好的时候也就一百来块。“城管来了，还是要支持他们工作，他们也不容易。”

6月3日傍晚七点，贺芳在熊猫电视塔下的新华桥上摆起了摊位卖西瓜。据说城管每天都会来这里视察。贺芳不确定这里让不让摆摊，决定先来看看情况。“如果人少，我也不敢摆，人多的话我就胆大一点。”贺芳说。

卖桃子的老蔡和老伴每天早上5点出门进货出摊，一直到半夜12点才收摊。6月3日下午7点多，他们在街头辗转了好一会儿，还碰上地铁安保来赶人。老蔡胃不好，还有肩椎炎，蹲一下站起来都要犯晕。太重的活儿干不了，只能出来摆摊。

6月4日，23岁的游帆结束白天的销售工作，到新华桥支起了摊位。他刚去勘察过新华公园的占道经营点，人流量比新华桥多，但过路的老年人居多。他卖的是小风扇和头绳，更适合年轻的消费群体。出摊之前，他连着三天到新华桥“探底”，也不确定城管会不会来管。今晚他决定碰碰运气。

6月4日晚八点，汉服爱好者吴茜叫上大学好友，尝试第一次摆摊，售卖从老家四川金堂县进货的“国公酒”。吴茜原本是一名编辑，因疫情导致失业，“一个多月没有收入，就想到这个点子，市面上都没有卖这个的。”

吴茜旁边的摊位上，一位新手妈妈在朋友的陪伴下摆摊卖衣服。她原是一名医院护士，生娃后，为了更全心照顾孩子，辞掉了工作，做了全职妈妈。

8点40分，两名城管到新华桥维持街道秩序，“劝退”沿桥的摊贩们。他对摊贩们一一解释：“这里是主干道，不让摆摊的。”摊贩们表示不解，“这里不占盲道，不影响交通，为什么不让摆？“城管继续解释，“你说不影响，但还是影响，这是交通要道，不让摆，要去规划好的地方。大家都相互支持嘛。”当被问及“规划的地方在哪里”时，城管称：“你要去打听嘛，你想在哪个区哪个街道摆，就要去街道办问嘛。”最后，一名摊贩表示要拨打市长热线投诉。

6月2日晚11点半，靠近春熙路商圈的中新街，一辆巡逻车上的城管正在劝说摊贩们搬离摊位。

近凌晨12点，白天送快递的吴姓摊主还不打算从中新街收摊，摊位上摆放着当天刚进货的新鲜水果。吴摊主是快递员，每月能拿三四千块的薪水，家里有两个小孩要养。要加上出摊卖水果，他每月可以多赚两千多。

城管劝吴摊主收摊。中新街处于市中心商圈，这里的城管24小时轮班。吴摊主有些困惑，“政策说允许我们摆摊的，这哪里是让我们摆嘛。市中心、商圈都不可以摆，但外面的街道没有人，东西卖不出去。”

中新街卖哈密瓜的贩主和劝说的城管踢起了皮球。城管眼见劝不走贩主，只能在一旁维持街道秩序。该贩主说：“城管现在好多了，不没收东西，也文明执法。”

6月4日凌晨12点，卖哈密瓜的贩主又转到红星路三段的商圈街道上，几经城管劝说，还是不肯离去。她今天只卖了不到十几块钱，想在商圈最后一波客流中多卖掉一点。城管劝说不走，只能在一旁干坐着。

摊主把摊位挪到五十米以外，通宵巡逻的城管只能再次劝说。“过了十二点，这街上没什么人了，他们也不走。”城管也挺无奈，“允许占道经营也要划区管理，（不然）我们的工作更难做。这些摊贩更说不通了，非说政策允许了。但其实他们不了解具体规定，他们恼火得很，我们要文明执法，不起冲突，不没收摊子，还劝不走，也恼火，都不容易嘛。”

凌晨12点多，从中新街被劝离的摊主还是决定收摊。“他们（城管）恼火，我们都理解。他们晓得我们摆摊也恼火，都是混口饭吃。“该贩主离去时，回头看了看身后的城管，“我是老年人哪，这些小娃娃们工作也不容易，没法子，回屋嘞噻。”

地铁桥下，墙面贴着”严禁摆摊设点“的标语，赫然醒目。

6月3日，建设路天桥下，一位白发老人独自在摊位上纳着手工鞋底。她听不见车流的吵嚷，眼力劲儿也穿不了细细的针孔，只能张望着一个路人来帮她穿根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