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为“不被了解的群体”发声的台湾影视作品，已经形成一种创作思路：用带着荒诞感的喜剧外壳，包裹悲剧性的现实，让观众笑泪交织。
台剧《做工的人》5月10日开播以来，在豆瓣拿下今年华语新剧最高分——8.9分。这部《我们与恶的距离》制作团队的新作，改编自纪实文学、故事核心围绕建筑工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去年立下“台剧新时代”口碑后，关于台剧复兴的讨论持续至今。《做工的人》把观众视线直接拉向了建筑工人族群的底层生活，让台剧在现实题材探索中又往前走了一步。
在保留原著的写实风格之外，《做工的人》尝试用喜剧去包裹悲剧，增强了可看性。前三集中，铁工阿祈、模板工阿昌和挖掘机司机阿全组成的三人组，千方百计地寻找发财之路，引发了一连串可笑故事。从第四集开始，建筑工人挥之不去的身体伤病等冰冷现实揭开，让人倍感生活的辛酸与艰难。
这样的情绪处理，让人想起近年台湾电影佳作《大佛普拉斯》以及《阳光普照》中的部分情节。
近几年，为“不被了解的群体”发声的台湾影视作品，已经形成一种创作思路：用带着荒诞感的喜剧外壳，包裹悲剧性的现实，让观众笑泪交织。面对无力改变的残酷现实，创作者在故事结局也总要留下希望。
底层人物走向舞台中央
对于许多80后、90后观众来说，如今热议的台剧复兴，对应的是台湾偶像剧辉煌年代。在偶像剧营造的浪漫幻想世界里，即便时装剧居多，也甚少关注社会现实。
偶像剧热度退潮后，台湾戏剧人开始有意识地将社会问题投射于影视剧创作。
2015年，以殡葬行业礼仪师、麻醉师为主角的剧集《出境事务所》《麻醉风暴》等出现。2016年8月，三家电视台共同出品的植剧场系列开播，《荼蘼》《天黑请闭眼》等8部台剧涌现。这批作品既探讨严肃社会议题，也对人性进行窥探。台剧新局面被打开：在类型剧、职业剧领域，展现突破格局。
《我们与恶的距离》和台湾社会争议话题高度结合。
而去年《我们与恶的距离》成为现象级作品，是台剧现实题材领域多年尝试的集中体现。它将无差别杀人事件、媒体角色、大众对精神病患的不理解三个主要剧情面向连结起来，抛出多个具有公众性的议题，点燃了舆论热度。
《与恶》由公视与HBO合作出品，也让人看到台剧近年转向国际合作后，在现实题材创作上拥有了更多可能性。
与此同时，海外视频平台也正成为台剧出海的重要渠道。今年4月30日上线的台剧《谁是受害者》，是Netflix在3部台剧试水后的一部成功悬疑剧，深入描摹了底层人物群像。
在台湾制作团队打造的悬疑世界中，一个个命案不断发生。丧命者是深陷整容、吸毒、负债传闻的过气歌手，是有性别认同障碍的夜店服务员，是身患绝症被公司开除的员工，是丧失视力的木雕艺术家……他们在突然去世前，是长期被忽视甚至长期被他人践踏的弱势群体。
底层人物群体，是《谁是受害者》的主角。
如果说《谁是受害者》是今年台剧在类型剧领域的代表，那么《做工的人》则是今年台湾职业剧的代表。两部作品共同点在于，都直接观照了小人物底层生活。后者能将视角集中于建筑工人族群上，更加具有突破意义。
从屡获口碑与热度的台剧看，“不被了解的群体”正走出被忽视的灰暗角落，成为备受现实题材台剧创作关注的主角。
讲述社会争议的自信
观照不被了解的社会群体，也体现在近年的台湾电影创作上。
《大佛普拉斯》（2017）的主角是工厂保安和拾荒者。导演黄信尧直接用电影画面的颜色，讲出底层小人物的悲哀：“有钱人的人生是彩色的，没钱人的人生是黑白的。”
《谁先爱上他的》（2018）聚焦了同性恋话题。一个选择做“正常人”的男同志，伤害了两个爱他的男女。台词“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实话”着实扎心。
《阳光普照》（2019）把观众目光调转到一个不起眼的平凡家庭。焦距落在家庭亲子，景深依然是对生命的提问。在平民家庭之下，还有更脆弱、悲惨的家庭。
《大佛普拉斯》中，只有“有钱人的人生是彩色的”。
连续三年，台湾都有关注“不被了解的群体”的电影出现，兼具艺术情怀与戏剧冲突，与一些台剧佳作交相辉映。台湾影视作品对小人物生活的持续观照，已经形成现象。这反映了台湾社会面临的重重问题，也折射了台湾青年一代面对当前形势的惶惑。
近年来，随着全球遭遇经济危机，台湾也进入阶层固化的发展停滞阶段。据台湾《中国时报》2018年7月报道，台当局财政事务主管机关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最高5%富人年收入，是最低5％民众的104倍，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台湾学者指出，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在台湾难以扭转。
复杂的历史问题和岛内政治经济局势下，台湾社会向下流动的趋势明显增强。经济低迷、失业人口激增的现实，使年轻人丧失了攀爬社会阶层的动力，也让他们转而关注日常生活和自我内心的建设。
在复杂的社会形势下，“不被了解的人群”，面临着更多现实困境。不管影视作品创作者原本是否关注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社会公众都需要揭露社会矛盾的影视作品。对许多观众来说，这也是最好的纾解。
《我们与恶的距离》的热播，直接表现出台剧新的可能性——和台湾社会争议高度结合，能走向成功之路。
另外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文学领域。《做工的人》原著作者林立青在工地做监工十余年，他开始写作的原因是，网络与媒体充斥着对做工的人的嘲讽和偏见。
《做工的人》记录下建筑工人及其周边社会底层人士生活状态，图书出版后在台湾畅销5万余册。“有很多很多过去很边缘的议题，现在可以借由文学艺术等作品来和社会对话。我认为这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件好事。”林立青在社交平台说。
《做工的人》回应社会偏见，出版后畅销。
在林立青看来，台湾这几年越来越希望找到自己的故事。“台湾的各种故事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且是有自信地出现。这自信包括了台湾社会已经可以接受各种议题，可以用影视文学作品去探讨社会，可以百无禁忌地刻画现实和冲突。”
用黑色幽默包裹悲惨现实
《做工的人》开播前，曾引发观众猜测，是否像《与恶》一样，引发大众对社会议题进行激辩。等到戏剧播出，观众发现这部作品尝试以喜剧方式面对悲苦，更加柔和。
“开庙也是一门生意，也是可以赚钱的！” 铁工阿祈坐在庙宇前，脑中浮现新的赚钱灵感，想唆使阿昌、阿全加入他的发财计划。“脑袋装屎啦！”阿昌妻子昌嫂瞪了他们一眼，她太了解这些家伙的脑筋，常常被搞得又好气又好笑。
导演、编剧郑芬芬在改编剧本时，为主角创作了“发大财”的故事主线。她认为，小人物生活里关心的是如何衣食无忧，这是最容易讨论的共同梦想。《做工的人》中，由李铭顺饰演的阿祈是个大梦想家。买四面佛、养鳄鱼、上鉴宝节目，他在实现发财梦的过程中频频出糗，屡败屡战。
工地三人组的发财梦，笑料频出。
花招百出的荒谬念头，反映的正是底层劳工翻身不易的无奈。跌宕起伏的生活也牵动观众笑泪交织。这正是《做工的人》精髓：“以喜剧方式面对悲苦，在极悲里找到极乐。”
给《做工的人》定下喜剧基调，也是因为主创团队在田野调查时，发现劳工们在无奈悲伤的表面下，依旧拥有乐观、开朗的一面。
底层民众的这一面，也曾被《大佛普拉斯》导演、编剧黄信尧所捕捉。这部电影采用黑色幽默来讲述小人物的悲惨遭际。“这片子中的有趣元素并不是我凭空加入，而是事实上常常发生的对话。那是底层人的生活哲学。这些做工、务农的人，日子过得很辛苦，他们的调适方式就是自我调侃。”黄信尧说。
在《大佛普拉斯》中，无论是佛像工厂保安菜埔还是拾荒为生的肚财，都生活穷困，无力改变现实。关于欲望、权力与利益的流动，黄信尧拍得直接、毫不掩饰，逼着每个观众正视。在处理人物时，电影用幽默给残酷现实配上柔光。嘲讽、恶搞的情节转折，加上调侃的导演旁白，让观众被痛击到内心深处时，也能用哄堂大笑来缓和情绪。
作为一部“认真在悲伤”的电影，《阳光普照》中也有黑色幽默画面。驾校教练阿文的小儿子阿和与好友菜头砍伤了人，进了少年辅育院。被砍伤者的父亲在法院判决后，因菜头家无力赔偿，到驾校找阿文求取赔偿。阿文以责任不在自己儿子为由多次拒绝。某天，被砍伤者的父亲直接开来粪水车，喷洒教练场，逼阿文答应赔偿。
这个画面在观众看来非常嬉闹、搞笑。让之后被砍伤者一家生活的辛酸与无奈，展现得更加有后坐力。
现实难以改变，但且留下希望
《与恶》去年拿下高口碑同时，也招致一些批评：将批判的核心议题设定为“媒体作恶”，未能指出矛盾中心；杀人案家庭成员试图与犯罪者做切割，有推脱责任之嫌；在难以解决的争议之后，剧作仍旧引向大团圆结局。
同样的批评也出现在《做工的人》原著。部分读者质疑作者的写作立场，认为他身为监工，无法真正平视工人，容易夸大苦难；部分读者则批评他倡议精神不足，书中徒留伤感，未能颠覆现实。
林立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说：“你说一支笔、一本书、一个人能改变社会到什么程度，我是觉得太难了。可能问题会被人知道，但是真说改变，我不觉得自己有那个能量。我更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台湾对于劳工阶级的观点。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
创作者们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也就有了难以改变现实的无力感。这在影视作品中，往往呈现为创作者给出一个有希望的结局。
沉重的《阳光普照》，讲了一个家庭慢慢崩坏的过程。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的一家人，狼狈靠近彼此。片尾，妈妈和小儿子阿和一起散步，阿和在妈妈面前撬开一辆自行车锁，让仍在惊奇中的妈妈坐上自行车后座。
音乐响起，阿和骑着自行车载着妈妈。阳光穿过树叶，时不时洒在两个人的身上，灿烂夺目。原本一个悲惨故事，有了明亮结局。这让观众走出电影后，也有擦掉部分身上伤痕的治愈感，仿佛要迎接新的人生。
《阳光普照》结局温暖。
《大佛普拉斯》，留下了两个没有解决的命案。这正是在揭露现实的残酷——现实社会中，正义并不是总能被伸张。即便犀利如此，电影也没有黑暗到底。电影有个悬念性的结尾，大佛身体传出敲击的响声，一直持续到画面变暗。
声音来自何处？似乎是给观众留下的希望。“如果我们把整个地球想象成那尊大佛，说不定每个人都在里面，戏院是黑的、画面是黑的，那个敲的人，说不定就是你。”黄信尧说。
《做工的人》即将在6月7日晚播出大结局。原著故事有个非常凄惨的结局。根据主创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戏剧似乎会给出一个传递希望的结局。
《做工的人》的摄影林君阳也是《与恶》的导演，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尽管观众会感到角色们无法逃脱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对其徒劳无功感到悲伤，但《做工的人》要传达的态度终究是“一群很可爱的人在努力生活着”。
编剧、导演郑芬芬也没有打算把剧集基调定为“控诉”，而是想讲人性的良善，人与人之间互相扶持的力量。
面对批判性不够的质疑，郑芬芬直言：“你不可能取悦所有人，你只能先忠于自己。”她希望透过这个剧集，提醒大家找回人性中很美好的念头，把善的种子播进去，再去思考怎么面对社会不公、权力斗争与阶级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