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字报DaZiBa0 | 《纽约客》
译者：景页
“历史在教，却没有人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Antonio Gramsci 这样写道。流连于某书店的历史区时，我突然想起这句话。出版业有个说法，书只要和林肯、希特勒或狗沾边，就错不了；另一个版本是高尔夫、纳粹或猫。在德国，据说要想杂志包赚不赔，封面上一定得有希特勒，或者性。无论畅销的秘方是什么，希特勒和纳粹主义都频繁在出版业耸动：每年出现几百个相关标题，总量更已远远过万。在书店的架子上，这些标题组团向读者瞪眼，书脊浸润着纳粹黑白红三色，标题用了醒目的哥特体，封面镶满了万字符。封底印着相关书目——“我曾是希特勒的飞行员”、“我曾是希特勒的主厨”、“我曾是希特勒的医生”、“希特勒，我的邻居”、“希特勒曾是我朋友”、“他是我老大”和“希特勒不是傻子”。这些书描绘了希特勒的青年时光、在维也纳和慕尼黑的那些年、一战服役的时光、如何得权、图书馆、艺术品位、对电影的热爱、跟女人的关系、在室内设计方面的喜好（“希特勒在家”）。
为什么这类书多到看不完？这或许是个奇怪的问题。大屠杀（Holocaust）是史上第一罪行，一个人们至今疯狂想搞清楚究竟的罪行。德国从文明之巅坠入野蛮的深渊，给世人的震惊永难平复。万字符过于直率地掩盖了希特勒在图像设计方面无法否认的才华。（据《我的奋斗》称，纳粹旗帜是希特勒的作品——历经“数不清的尝试”之后才完成。）Susan Sontag 在1975年的论文“迷人的法西斯主义”（“Fascinating Fascism”）里指出，纳粹图像学已经变得具有色情意味，不仅在性虐圈里如此，推广到文化圈也如此。在 Sontag 笔下，这是一种“对有限自由的性选择（或其他方面选择）的反应，对不堪重负的个体性的反应.”新纳粹运动助长了这种希特勒消极神秘性的永久存在。
美国人对于纳粹主题的书籍、电影、电视节目、纪录片、电子游戏和漫画的胃口尤其大。二战的故事尚且还能抚慰人心，越南、柬埔寨、伊拉克等糟心事还没发生，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心地还是良善的，一跃而起，拯救陷于极权主义和绥靖政策泥潭无法自拔的欧洲。然而当德国科学家们被输送到美国并为他们从前的敌人工作，一种恐怖的持续感在战后的日子里初现端倪。用于大规模毁灭的技术越出了希特勒最黑暗的想象。纳粹崇拜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对于运动的狂热，好莱坞制作的价值观、边境神话。从幼年起，希特勒就迷恋德国小说家Karl May 笔下的西方人。1928年，希特勒曾带着肯定的口气提到，美国的白种定居者“用枪指着赶走了数百万红种人。”当他提到 Lebensraum——德国人在东欧建立的“living space”，他心里惦记着美国。
最近这一波有关纳粹主义的书里最让美国读者不安的或许是James Q. Whitman 的作品“Hitler’s American Model: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aking of Nazi Race Law” (Princeton)。封面上不可避免地绘着万字符，万字符的两侧绘着两颗红星。Whitman 井然有序地探讨纳粹如何从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美国种族主义那里得到灵感。他注意到，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盛赞美国，说美国是在入籍（naturalization）过程中涤除部分种族从而在主要种族公民概念（primarily racial conception of citizenship）进程中取得了进步的国家。Whitman 写道， 关于美国对德国纳粹的影响的讨论几乎成为一种禁忌，因为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的罪行一般被定义为“nefandum”，即无法言说地坠入我们称之为‘极端邪恶’（radical evil）的境地（ the unspeakable descent into what we often call ‘radical evil.’ ）。但是这种在德国爆发的种族灭绝仇恨此前就有、此后也有。只有剥干净这种种族灭绝仇恨的国别标记、追根溯源地理解这种仇恨表现出的人性，我们才能有希望摧毁它。
有关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庞大文献绕不开几个永恒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生平相关：一个画过水粉、当过兵的奥地利人如何在一战后变成极右德国民众煽动者？第二个问题与社会经济相关：一个文明社会如何转而拥护希特勒极端思想？第三个问题与人和极权的交汇有关：希特勒在多大程度上统治了第三帝国？这些问题一一指向大屠杀的核心谜团，在大屠杀已然被多样解读之后——有人解读为蓄谋已久的行动，有人解读为野蛮本性的临时凸显。眼下，种族主义毫无悔悟，极权主义卷土重来，理解希特勒崛起的原因变得越来越紧迫。再没有人比希特勒更合适做民主制度摧毁者的例子了。
1945年以来，纳粹主义的历史研究已经经历了几次大幅度的转型，这些转型反映出德国国内外的政治压力。冷战早期，西德作为抵抗苏联威胁的堡垒出现，不鼓励对德国文化价值观做深入的反思。1952年，战后第一部希特勒的传记出版，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Alan Bullock。希特勒在书中被描述为江湖骗子、操纵者、“毫无原则的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德国思想家常避开希特勒的问题，他们更喜欢进行系统性的解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中提出，专政的能量得益于现代主体的孤独性。
六七十年代，随着冷战“实用政治”（Realpolitik）退出国际舞台，大屠杀恐惧沉底，历史学家们接受了一种叫做“特殊道路”（Sonderweg）的理论——德国人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走了一条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特殊道路”。根据这种解读，德国在魏玛时期未能沿着健康的自由民主道路发展——无法完成政治现代化，为纳粹主义埋下伏笔。在德国，Hans Mommsen 等左倾学者用这个概念激发更强烈的集体主义责任感；该理论进一步指出，聚焦希特勒意味着一种逃避，暗示纳粹主义是某种希特勒对我们做的事。Mommsen 勾画了一个纳粹国家“逐渐积累的激进化”（ “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在这个过程中，希特勒充当的是“弱独裁者”（ “weak dictator”），将政策制定权让渡给你争我夺的官僚机构。在德国以外，“特殊道路”理论具有问罪意味，控诉德国整体历史和文化。1968年，William Manchester 在 “The Arms of Krupp” 这本书的结尾描绘了一个可怕的意象——第一个沉郁的雅利安奴隶匍匐着，身上披着粗糙皮革的衣裳，立着做工简陋的标枪，紧张而警觉，在夜色和雾气中隐藏行迹，准备着；等待着；等待着。”
“特殊道路”论在多个论战的前线遭受攻击。在“历史学家的论战”（Historikerstreit）中，德国右翼学者提出，德国结束形式上的自我鞭打：他们将纳粹主义认定为一种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反应，将大屠杀视为多场种族灭绝之中的一场。Joachim Fest 发表了第一部德语的希特勒大型自传，也和“特殊道路”论保持距离。这本书将希特勒描述为权倾一切、类似暴君的形象，而对那些将希特勒扶上位的魏玛共和国的保守分子，Fest 的斥责就轻多了。更多骑墙派的作品将希特勒主义描述为一个走偏了的德国现代化试验。这些思想已经在德国失去了土壤，至少现在是这样：在主流叙事里，承担纳粹恐怖主义的责任仍是不证自明的。
德国以外对“特殊道路”论的批大多来自左派。1984年，英国学者 Geoff Eley 和 David Blackbourn 在“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中质疑了“后知后觉专政”（ “tyranny of hindsight”）——一种将复杂的、发生顺序随机的事件简化为不可逆转进程的上帝视角。Geoff Eley 和 David 在据称落后的“凯撒帝国”看到了各种行动中的解放力量：房屋改革、公共卫生行动和受到鼓励的媒体。那样一个反犹思想作祟、满是窟窿眼的社会，却未能见证匈牙利Dreyfus Affair 或 the Tiszaeszlár 流血冲突那种级别的动乱。两位作者还质疑精英的、帝国主义的英国是否应该被当作现代国家标杆。“特殊道路”这个叙事有可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免责童话：我们可能做错事，但我们永远不会坏成德国那样。
在当权者希特勒“强”与“弱”两极意象之间，Ian Kershaw 在纪念碑式的两卷传记（1998-2000）里发现了一个可行的中间地带。从希特勒的夜间安排、对文件的讨厌、对对话的憎恶可以看出，希特勒是个非典型的执行官。为了理解这个专政者时常缺席的专政制度，Kershaw 详细阐述了一个叫做“朝着元首工作”的概念：如果希特勒没有下达的明确指令，纳粹机构会猜测他想要什么，并时常将他的政策极端化。即便有关希特勒领导权本质的辩论进入僵持阶段，学者们也大多同意他的意识形态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就基本固定了。希特勒有两种根深蒂固的执念：暴力反犹和Lebensraum。早在1921年，他就提出将犹太人限制在集中营，到了1923年，他开始构思——但在当时并未采纳——杀光犹太人的想法。大屠杀是邪恶的三段论思维模式的结果：如果德国想扩张到存在百万犹太人的东方，东方的犹太人就得死，因为日耳曼人不能和他们共存。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试图探寻希特勒的内心。1998年，Ron Rosenbaum 在“Explaining Hitler”这本书里提供了一条更古怪的解析路线。人们一直认为理解希特勒的关键是他有个施暴的父亲；他和妈妈过于亲密；他有个犹太祖父；他得过脑炎；他从犹太妓女那里传染了梅毒；他把母亲的去世算在犹太医生头上；他只有一个睾丸；他经历过难以控制的催眠术；他是同性恋；他对侄子怀有嗜粪幻想；他吃药把脑子吃坏了；甚至——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说法——希特勒的反犹思想源自曾与Ludwig Wittgenstein 在Linz 同窗的经历。在这些疯狂猜想的最深处，是一种Rosenbaum 称为“lost safe-deposit box”的情结：只要调查足够充分，这个谜团是能够借助一次夏洛克式的中风解开的。
历史学术界却常将希特勒描述为一枚密码，一个普通人。Kershaw 称呼他为“没有特质的人”。与周刊Die Zeit 长期合作的德国作家、记者Volker Ullrich，认为有必要写一部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希特勒私人生活上的自传。第一卷“Hitler: Ascent 1889–1939”由Knopf 发表于2016年，经Jefferson Chase 翻译成英文，译本流畅。在Ullrich 笔下，希特勒不再是将天真无邪的德国人引入歧途的暴政巫师；他是一个变色龙，对自己投射的形象有敏锐的觉察。Ullrich 写道：“希特勒的一部分人设是一片可供推想的空白，这块空白可以掩藏他的个人生活，也可以将他展现为与领袖角色完全契合的政治家。”希特勒可以以学者绅士的形象出现在慕尼黑的沙龙里，也可以挥舞着手枪以混混的形象出现在啤酒吧里，还可以像个波西米亚人出现在歌手和演员之中。他有着超强的记忆力，这让他呈现一种对什么都知道一点的气度。然而，一碰女人，希特勒的确定感就无存了：Ullrich 将希特勒的爱情生活描述为一连串不得善终的钟情。但还是得说，希特勒并不是没有共情能力的自恋狂。有关他爱狗的叙述很多，虽然他对狗也很残忍。
从青春期开始，希特勒就爱做梦且孤独。他不合群，更谈不上领导群体，将自己沉浸于书本、音乐和艺术。因为技艺不精，又缺乏对人体的感觉，希特勒的画家梦夭折了。1908年到维也纳后，他逐渐向社会边缘滑去，曾暂居在收容所。1913年到慕尼黑后，希特勒靠画画勉强维持生计，不画画的时候就白天泡博物馆、晚上泡歌剧院。他着迷于瓦格纳，尽管他看起来并不太了解这位作曲家复杂、幽深的心理状态。有关青年希特勒一步到位的描述可以在Thomas Mann 著名的文章“Bruder Hitler”找到，英文版于1939年由Esquire 以“That Man Is My Brother”为标题出版。Mann 将希特勒与自己的经历并置，写道：“一种骨子里的傲慢，骨子里觉得（自己）太好了，好到不能做任何合理、正派的事情——基于什么呢？模模糊糊地认为要留着自己干点别的什么事，别的什么事也无法确定，事情说出来大家恐怕会笑出声来。”
尽管在《我的奋斗》这本书里有过反犹言论，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希特勒自幼或刚成年起就心怀强烈的反犹情绪。实际上，他在维也纳和慕尼黑似乎还和几位犹太人做过朋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没有常见的反犹偏见。他肯定是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1914年，一战刚开始，希特勒就志愿加入德国军队，是个好兵。战争期间，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军团指挥官跑腿发急件。第一个向右倾的迹象来自1915年的一封信，在信中希特勒希望战争能结束德国的“内部国际化”（inner internationalism）。
历史学家Thomas Weber 2010年在《希特勒的一战》（“Hitler’s First War”）这本书中回顾了他的士兵岁月，现在又写了《成为希特勒：纳粹的缔造》（“Becoming Hitler: The Making of a Nazi”），这是一部有关战后变化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停战协议后，希特勒留在了军队里，满腹牢骚的民族主义士兵加入了准军事部队。因为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创建时处于多数地位，希特勒代表的是左倾政府。他甚至效力过短命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值得怀疑的是，他是否对左派有积极的同情心；他留在军队里有可能是因为这“为他的存在提供了最重要的理由”。1919年 4 月三十岁生日时，希特勒也没有显现出任何将要成为元首的迹象。
战后巴伐利亚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能解释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街头杀人已成常态；几乎每周都有政客遭遇暗杀。人们把这乱糟糟的状态归罪于左派，反犹思想的升级原因也一样：几位左派领军人物都是犹太人。此后，1919年 6 月，凡尔赛条约缔结，在《被征服的：一战为何未能结束》（“The Vanquished: Why the First World War Failed to End”，Farrar，Straus & Giroux）一书中，Robert Gerwarth强调了条约对战败轴心国的抽打作用。Gerwarth 写到，德国和奥地利政客们相信他们“已经与过去的专制传统切割，因此完成了威尔逊十四条里关于“公平和平”的关键标准”（ “broken with the autocratic traditions of the past, thus fulfilling the key criteria of Wilson’s Fourteen Points for a ‘just peace.’”）。凡尔赛条款之严酷，掩饰了这种理想主义的论调。
德国签约的第二天，希特勒开始上旨在压制革命倾向的军队宣传课程。这些课程为他注入了硬核反资本主义和反犹太思想。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名叫Karl Mayr 的悲剧式人物，此人后来弃右从左；1945 年死在Buchenwald。Mayr 将希特勒描述为“一条疲惫的狗，寻不见主人”。注意到希特勒公开演讲的天赋，Mayr 安插他为讲师，派他去慕尼黑观摩政治活动。1919 年 9 月，希特勒邂逅德国工人党，那还是个微型边缘分支党派。他在一次会议上讲话并加入该党。几个月间，希特勒成为该组织的领头演讲者，而这个党也更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the 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如果希特勒的极端化真像上述那般迅速发生——不是所有历史学家都这样认为——这个过程和我们现在常在新闻里看到的那些故事就有了让人不安的相似点。新闻里那些看起来和善、爱猫、住在郊区的人，在油管上看民族主义白人的视频，在脸书上加了新纳粹的群。但希特勒拥抱好战民族主义思想和嗜血反犹思想本身并不具有历史价值；有价值的是他将这套话术投入主流思潮的天赋。2015 年，Peter Longerich 在德国出版了长达一千三百页的巨著“Hitler: Biographie”，有力地描绘了希特勒作为演说家、组织家和煽动家的技艺。即便那些反感他的言辞的人也被他说得五迷三道。他的演说常开始得轻声轻语，几近欲语还休，试探着观众，炮制着悬念。时而嘲讽插话，时而假扮角色，以此取乐观众。音乐的结构是逐渐增强直至狂暴的胜利。Longerich 写到，“正是这样怪诞的风格，可怜兮兮，无所顾忌，显然没经过过正规培训，但同时又正中目标，让人心醉沉迷，这都显然向观众传达出一种独特、真实的感受。”
最重要的是，希特勒知道如何通过大众媒体投射自己的形象，他细心调整着的自己的讯息，让这些讯息穿透政治的白噪音。他扶持制作抓人眼球的图片、海报和口号；他适时地掌控了广播和电影传播。希特勒曾提出整治混乱的时局，但褐衣党小分队对异见分子实施暴行甚至谋害的行径恰恰加剧了这种混乱。1923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这几乎葬送了他的政治前途，此后，希特勒显露锋芒。在政变之后的审判中，希特勒精心修饰了个人陈述，将自己描述成为一名听到命运召唤的普通士兵。服刑期间，他完成了《我的奋斗》的第一部分，世界观就此成型。
对于许多二十年代思想自由的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是个吓人但可笑的角色，这样的角色似乎并不代表致命威胁。魏玛共和国在二十年代中期稳定下来，纳粹获得的选票萎缩到可怜的个位数。二十年代晚期和三十年代早期，惨淡的经济为希特勒贡献了又一次机会，并且他抓住了。Benjamin Carter Hett 在“The Death of Democracy: Hitler’s Rise to Power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Weimar Republic”（Henry Holt）里将这一段时期做出了精彩的概括。保守主义者将希特勒视为能够鼓动民众的工具，真是铸下了弥天大错。他们还暗中破坏了议会民主制度、无视地方政府，就此为纳粹政权铺设舞台。同时，左派自身也分崩离析了。在斯大林的敦促之下，许多共产主义者将社会民主党——而非纳粹分子——为真正的敌人——“社会法西斯”。媒体卡在对流行文化里，分不清主次；传统自由派报纸发行量锐减。Konrad Heiden 等勇敢的新闻工作者力图矫正纳粹的煽动活动，却发现努力是徒劳，因为“反驳被听进耳朵，或许被信在心里，却绝对转身就忘了。”
Hett 克制着自己，并没用大量显而易见的当代对应情况挑动读者，但他清楚，当他将“日耳曼”这个词从标题里拿掉，这个举动意味着什么。在书的最后一页，他将一切和盘托出：“用这种方式思考魏玛民主制的终结——一场在日渐向侵略性神话缔造和非理性靠近的文化氛围中与精英阶层自身利益的复杂模式发生碰撞的大型反抗运动的结果，这种思考方式撕去了万字符旗帜和帝国突击队的外域风情面具。突然之间，这一切看起来那么亲切熟悉。”没错，亲切熟悉。
让希特勒与历史上大多数极权人物不同的是，他自认是一位擅长政治的艺术天才。说他是个失败的艺术家也不对；对他来说，政治和战争是延续艺术的别样方式。这是Wolfram Pyta 在“Hitler: Der Künstler als Politiker und Feldherr” (“The Artist as Politician and Commander”)里聚焦的观点，也是对希特勒的研究里最夺眼球的一部新书。尽管对政治进行美化很难说是新话题—— Walter Benjamin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讨论过，Mann—Pyta 对这个话题的探讨很权威，展现了希特勒是如何将天才的浪漫主义光环踩在脚下，将自己捧成高高在上的领袖。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反复讲述了这个主题；他的日记表明他是真的相信——“希特勒，我爱你，因为你那么伟大，又那么简单。”
真正的艺术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一面蔑视怀疑和嘲笑他的人，一面想着不可能的事。这构成了希特勒 1939年那篇关于欧洲犹太人毁灭的“预言”的基调：“我素来是预言家，也素来被嘲笑……我相信过去在德国不断回响的犹太人的笑声现在被卡在喉咙里了。今天，我要再做一回预言家——要是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家们能再度将这些国家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战争的结果将不再是全世界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民族在整个欧洲的灭亡。”一直以来，学者们争论着《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在欧洲的实施时间。现在，多数人相信大屠杀是迫于上下压力而做出的一系列不断升级的行动。然而，有没有命令并不重要。希特勒的“预言”本身就是一个隐晦的命令。根据戈培尔的回忆，1941 年夏天，成百上千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在苏联入侵后被杀时，希特勒又一次提到自己的预言，称他的预言正在以一种“几乎复刻”的方式变成现实。这是一个收藏家在爱怜地端详艺术品时说出的话。这样知识分子式的暴行使得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断言，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
希特勒和戈培尔是大屠杀的首席代名词，是“错误对等”的首席承办人。“集中营不是在德国发明出来的，”希特勒 1941 年曾说，“英国人是这个词的发明者，他们用这样的机构一步步折断其他民族的后方。”他指出，英国人在南非建过集中营。党派煽动者们强调了印第安人遭受过的痛苦和斯大林在苏联搞过的屠杀。1943 年，戈培尔得意地播报了卡廷森林惨案，那场造成两万多波兰人惨死的暗杀行动。（戈培尔想要展示万人坑的踪迹，但被将军们推翻了。）纳粹的同情者到今天还在做这件事，花样否认大屠杀，做别样的解释。
憎恶的强度之大，以至于用同样的口吻提及任何其他屠杀行为都不被允许。然而大屠杀具有不可避免的国际维度——一道一道的影响，一圈一圈的共谋，以及许多默许的时刻。希特勒所谓“科学主义的反犹论”与法国种族主义理论家 Arthur de Gobineau 以及 在 Dreyfus 事件期间将恶毒的语言常态化的反犹学者们产生过共鸣。大英帝国是希特勒心中关于主要民族居于首要地位的理想形象。一本 1900 年前后成书的“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点燃了纳粹的狂想。1915 到 1916 年阿米尼亚种族屠杀鼓舞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全世界不会怎么在意犹太人的命运。二战爆发前夕，希特勒谈及蓄谋中的波兰大屠杀时曾问道：“毕竟，今天还有谁在谈论阿米尼亚的毁灭呢？”纳粹在他们曾入侵的每个国家都找得到合作者。在一个立陶宛小镇，一名当地人杖毙数名犹太人的时候，人群在欢呼，此人接下来站在尸体堆成的小丘的顶上，用手风琴演奏了立陶宛国歌。德国士兵在边上旁观，拍摄照片。
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大规模杀戮几乎存在一种共生的关系，互发许可，形成毫无愧疚的复仇闭环。斯大林驱逐伏尔加日耳曼人后，第三帝国紧跟着大规模驱逐犹太人。大屠杀主要计划者之一Reinhard Heydrich 认为，苏联一败，欧洲犹太人就被留在古拉格等死。在上世纪八十年“历史学家争论”（Historikerstreit）期间，右倾历史学家们最危险的论点是，纳粹恐怖是一种对于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反应，因此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原谅的。然而，用不着淡化任何一方邪恶势力的邪恶程度，也能将整个可怖的局势收入眼底。这一点 Timothy Snyder 在2010 年的作品“Bloodlands” 里做到了。该书像是在东欧各地架设了摄像机，记录了一波又一波屠杀的事实，读来让人心绪难平。
至于希特勒和美国的关系，就远不是 Henry Ford 和 Charles Lindbergh 这样显而易见的嫌疑所能概括。Whitman 在“Hitler’s American Model”里对美国、纳粹种族法律做了比较分析，与更早的研究达成共识——包括Carroll Kakel将“命定扩张说”和“生存空间论”并置讨论的作品的“美国西部和纳粹东部”；Stefan Kühl 描绘建立在纳粹思想基础上的美国优生论的“The Nazi Connection”。Whitman 的作品口吻挑衅，倾向性明显，但也做到了必要的自查自纠，在自查自纠方面，现代德国做过表率。
纳粹援引美国先例并无错。奴役非裔美国人曾被写入美国宪法。Thomas Jefferson 曾提过“限制”（eliminate）或“根除”（extirpate）印第安人。1856 年，奥勒冈州一位殖民者曾写道：“种族灭绝，无论这个词看上去有多违反基督教义，似乎是保护生命财产的唯一退路。”Philip Sheridan 将军有言“毁灭，消灭，直至完全灭亡。”（annihilation, obliteration, and complete destruction.）可以确定的是，的确有人提倡过更和平——但仍是压迫性的——政策。历史学家 Edward B. Westermann 在“Hitler’s Ostkrieg and the Indian Wars”里总结，因为联邦证词从未正式授权“根据种族原因或种族特征对土著人口进行身体毁灭”，这就不是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那种种族屠杀。数据显示，1500 到 1900 年间，美国疆土内土著人口数量从数百万降至二十万左右。
美国在大屠杀之际依然保持强势无辜姿态的能耐给希特勒立了个可效仿的例子。侵略苏联头个月里，希特勒经常提到美国西部。伏尔加将是“我们的密西西比”，他说。“欧洲——而不是美国——将是无限可能的地方。”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将满是农兵志愿家庭。高速公路（Autobahn）将穿过种满谷物的田野。这些土地上的原住民——数以百万——将被饿死。与此同时，毫无违和感的是，纳粹德国长期以来对美洲原住民的浪漫化描述。戈培尔有过一个不周全的计划，授予美洲原住民部落“荣誉雅利安人”的地位，从而鼓励他们奋起反抗压迫者。
美国南部的吉姆·克劳法 (Jim Crow laws)从更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看是一个先例。学者们早就知道希特勒政权对美国的种族法律心向往之，但他们试图将这种向往看成一种公共关系战略——以“大家都这么干”对纳粹政策做合理化论证。然而，Whitman 指出，这种对照的做法如果只是为了做给国际观众看，就不会淹没在尖角体德文的厚纸堆里了。德国律师 Heinrich Krieger 在1936年的研究“美国种族法律”里试图厘清非白种美国人法律地位的不一致性。他的结论是，整个机制都无药可救地不透明，在七扭八拐的论证背后隐藏着种族歧视的用心。为什么不直接说用心是什么呢？这就是美国种族歧视和德国种族歧视的重大差异。
美国优生学家并不隐晦他们的种族主义目的，他们的观点流行得够广，在 F. Scott Fitzgerald 的作品《伟大的盖茨比》里得到呈现。（土头土脑的Tom Buchanan 显然读过 Lothrop Stoddard 在1920年发表的“The Rising Tide of Color Against White World-Supremacy”，他说，“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白人将被——将被彻底淹没。”）加州绝育行动为 1934 年的纳粹“绝育法案”提供了直接的灵感。在美国和德国的杀人技术手段还存在一些邪恶——尽管可能大多数是巧合的——相似点。1924年，第一间毒气室落地内华达。在美国毒气室的历史描述里，Scott Christianson 指出，熏蒸物质Zyklon-B——由德国公司I. G. Farben 授权给美国Cyanamid——被认为是一种致命但不实用的物质。Zyklon-B 被用来在El Paso 边境对移民进行消毒——这一举动并未逃过Gerhard Peters 的注意力，这位化学家为奥斯维辛提供了一种改良版的 Zyklon-B。不久后，美国毒气室配备了一种斜槽，顺着这个斜槽，监狱粒料被投下。Earl Liston 是这套装置的发明者，他解释道“拉动杠杆杀死一个人太难了。从精神层面说，将酸性物质导入管道要容易一些，就像浇花一样。”几乎同样的方法被引入奥斯维辛，缓解党卫军人杀人的心理压力。
当希特勒盛赞美国“入籍”限制措施的时候，他想着的是 1924 年的《移民法案》（Immigration Act），该法案确立了国别配额，阻拦的主要是亚洲移民。在纳粹观察者们看来，美国明显是在正确的道路上演进，尽管嘴上说着些华而不实的平等论调。《移民法案》在纳粹屠杀期间也扮演过助力的作用，因为配额制度阻挠了包括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一家在内的千万犹太人逃亡美国。1938ian，罗斯福总统召集了一场事关欧洲难民危机的国际会议；这场会议在法国Évian-les-Bains 召开，但没有为时局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德国外交部的回应充满嘲讽的意味——参会国家诋毁德国对犹太人的处理方式，德国对此感到震惊，故而不予理会。
千万美国人死于与纳粹德国的激战中。即便如此，对于犹太人甚至对大屠杀幸存者的顽固成见依然存在。George Patton 将军批评行善者“相信放错位置的人还是人，那不是人。比动物还低一等的犹太人尤其如此。”一流纳粹科学家说得更到位。Brian Crim 在“Our Germans: Project Paperclip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Johns Hopkins) 里评价了Wernher von Braun 和他在 V-2 行动里的同事的黑历史。1945 年，Braun 被捕时，意识到苏联有可能成为美国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下一任头号敌人，就狡猾地提出一项用高科技武器抵御布尔什维克威胁的想法。他有能力在美国本土复建大多数在德国使用过的装置。记录被毁；反纳粹程序被绕过了（被认为“动摇军心”）；移民手续加速办理。胡佛总统担心国务院里的犹太势力问太多有关科学家背景的问题。参议员Styles Bridges 提出国务院需要“第一流的氰化物熏蒸工作”。
上述令人齿寒的美德接触在纳粹历史上不过是些脚注式的记录。它们告诉我们更多的是现代美国。就像染色剂从血管流过时一样，这些接触的片段暴露了国民意识层面不能触碰的地方。当前正在互联网上扩散的白人优越论是这种脆弱的国民意识的新篇章。Zeynep Tufekci 近期评论道，YouTube 是此类内容传播的绝佳工具，它的算法诱导用户去看越来越有煽动性的东西。“考虑到 YouTube 的用户已达到千万级别，它或许是二十一世纪最有力的激进化手段之一。”我前几天在 YouTube 上搜索“Hitler”，弹出来一个叫“最棒的希特勒彩色纪录片”的视频——英国制作的“彩色希特勒”（ “Hitler in Color”）。视频下方沙发位置是一则拥护希特勒的评论，接下来，我又被推送了“CelticAngloPress”和“SoldatdesReiches”等用户的作品。
1990 年，《名利场》报道了特朗普曾在床头摆一本希特勒演讲的书。被问及此事，特朗普说“如果我有那些演讲，我不会说我有，我永远不会读它们。”特朗普涉足政治以来，包括新纳粹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把他与希特勒进行比较。尽管能找到些相似点——有时候，特朗普看上去实在仿效希特勒的策略——在下属之间制造竞争气氛，让集会充满种族主义、仇外思潮和老子天下第一的氛围，尽情宣泄情绪。然而，特朗普与希特勒之间的差别是鲜明的。首先，希特勒有很多自律。值得思忖的是，一位运用了希特勒技巧的蛊惑人心者是怎样卓有成效地利用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弱点。他当然可以让胆子不大的右翼政客为他所用，这些人是Hindenburg、Brüning、Papen 和 Schleicher的衣钵传人。他还会有对集团式监视和控制强大网络持默许态度的数百万民众。
未来，艺术政治家（ artist-politician ）不会沐浴在瓦格纳和尼采的古老光环里。他更有可能从新鲜出炉的流行文化迷思里汲取灵感。连环画或超级英雄电影常出现普通小孩发现自己有超能力的古老桥段，这些桥段利用了青少年“出大事了只有魔法武器才能驱散魔咒”的想法。法棒一挥，默默无闻的旁观者即刻拥有无上地位，屹立纯善对抗极恶的战场上。对多数人来说，类似的故事始终是幻想，是日常生活的花边。然而，某一天，一个无情的梦想家独立于世，感到自己“是为了干点什么别的事而生”，或许会试图将隐喻变成现实。或许，他现在就站在那里，披着电脑屏幕的蓝光袍子，准备着，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