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一名35岁的韩国男子因涉嫌虐待9岁的继女近4年，被警方逮捕。

自2017年以来，还在上小学的女孩，持续受到该男子和她27岁生母的折磨。他们用金属链子把孩子绑起来，用热金属筷子烫她的脚，每天只给她吃一顿饭。

今年5月29日，女孩从家里逃出来，她当时穿着睡衣，没有穿鞋，邻居发现她在路边徘徊，才让这起虐童案曝光。

最近发生的韩国虐童案不止这一件，让韩国民众反应更激烈的是，6月初发生的继母虐待男孩致死案。一位43岁的继母不满9岁的继子做错了事，将他关在行李箱里，长达7个小时，男孩随后死亡。

事件发生后，韩国无数人表达了不满。在推特上，一位网友说：“应该给这位继母上电椅。”另一个说，“我的天！有那么多训诫小孩的方法，她疯了！”

其实，类似的虐童案在韩国比比皆是。一份政府数据显示，以2010年至2012年为例，韩国虐待儿童案件数量逐年上升，2010年有5657件，2011年6058件，2012年超过6400件。这其中，几乎84%的施害者是父母，其次是教师或除父母外的看护者。

父母之所以常常成为虐童案的主角，一个原因是韩国60年不变的《民法》，其中规定父母拥有“惩戒权”，允许父母因为教育孩子而惩罚他们。这让父母产生了误解，以为可以用体罚的方式教育孩子。

6月这两起虐童惨案的直接作用，是促使韩国法务部宣布推动修改《民法》。但不容忽视的是，韩国之所以不断出现父母虐童案，背后的原因绝不只是一部法律那么简单。

不断增长的暴力

虽然没有明确的数字统计，但从过往的案例中，韩国继父母对孩子的虐待事件非常常见。

去年9月，在韩国仁川，一个5岁大的小男孩在家中不小心对继父撒了一个谎，26岁的年轻继父突然暴怒，在家中用电缆绑住他的手脚，用一米长的木板殴打他。从当天下午至第二天晚上，虐待持续了长达25个小时。

男子在第二天晚上约10点20分打电话给医院。救护人员赶到时，发现男童已昏迷且没有脉搏。孩子被送入医院后被证实死亡，警方发现男童的脸部和四肢都有伤痕，随后警方逮捕了这位男子，并以谋杀罪指控他。

然而，这并不是这位继父第一次因为虐待孩子而面临刑事指控。

早在2017年1月，24岁的继父对只有3岁大的大儿子进行殴打，在他脸上和脖子上都留下瘀伤，并拒绝带他去医院。两个月后，继父还对比大儿子小1岁的小儿子进行殴打。事情发生后，继父因虐待儿童和忽视儿童等指控受审，被判处一年监禁，缓刑三年。

这些年爆出的虐童案中，男性并不是唯一的施暴者，虐童案中也常有女性主导。2014年4月，两起继母殴打继女事件，由于被判较预期更轻的刑期，曾引发韩国民众的极大愤怒。

一起事件是，大邱地区法院判处一名35岁的林某10年监禁，原因是她在8岁的继女死前，反复殴打她长达一年。最严重的一次，林某和孩子的生父对她进行殴打，然后将她留在家里两天，孩子最终死于器官断裂导致的腹膜炎。

另一起事件是，在蔚山地区法院，一位41岁的继母因殴打继女被判15年监禁。

一名网友称：“杀了一个孩子才判10年。”另一个网友说，“法院对待一个孩子宝贵的生命就像对待一只苍蝇一样。”

为什么继父母会有虐待孩子的倾向？

英国神经犯罪学家阿德里安·雷恩教授写过一本叫《暴力犯罪》的书，其中对继父母虐待非亲生孩子的行为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该书认为，基因相关度和杀人罪行之间正好成反比。

在雷恩看来，两个人的基因越是不一致，他们互相杀戮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孩子和一个毫无血缘联系的人生活在一起，那么遭遇不测的可能性要11倍于那些和亲人相濡以沫的其他人。

神圣的父母

不只是继父母，韩国亲生父母实施虐待的案件也不少。2016年1月，韩国就曝光一起案件，一个7岁的男孩被亲生父亲残忍分尸后藏在冰箱长达4年之久。

许多案件中，实施虐待的是父母两个人一起，这里面就包括一个亲生父亲或母亲。2015年12月就爆发过一起案子，一名11岁女童不堪父亲和继母的长期虐待以及囚禁，不得不离家出走，被人们发现时她的体重只有16公斤。

父母本该是孩子的依靠和保护者，可为什么韩国这么多的虐童案的主角，却是父母？

几位研究韩国社会问题的学者告诉《全历史》，韩国家庭中的虐童案多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父权文化。

韩国的男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至上的权威。爷爷和父亲往往是家庭的核心，其权力超过了在中国家庭结构中的地位，加上韩国饮酒文化的盛行，这进一步巩固了家庭中的秩序——母亲和妻子往往选择在发生冲突时，维护男性家长的权威。

“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但父权制强化了严格的纪律。父亲是一家之主，孩子们应该服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社会工作副教授俊成行（Jun Sung Hong，音）在接受《全历史》采访时说。

“基于等级制度的社会也强化了严格的服从，违背这一点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俊成行教授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可见伤害的体罚被认为是虐待。但在韩国却并非如此。”

强调父权和等级制度，源于影响韩国社会颇深的儒家文化，它在韩国可以追溯到1392-1910年间的朝鲜王朝。朝鲜王朝又称李氏朝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封建王朝。

1392年，李成桂取代王氏高丽而建国。李氏朝鲜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全面贯彻了尊儒抑佛的政策，佛教与朝鲜巫教保留在乡下。后来，李氏王朝的历代君王都秉持儒教建国的理念。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李退溪和李栗谷。

时至今日，儒家文化作为韩国文化的根本，上至国家治理，下至百姓生活，可谓无处不在。

儒家伦理的核心构架是“三纲五常”，朱熹将其崇尚为“天理”。中年以上的韩国人从小都背诵过“三纲五伦”，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学过被称为“天伦”的“三纲五伦”、“世俗五戒”等观念。

这也使得韩国社会的等级观念极深。比如极其注重前后辈之分，后辈在前辈面前饮酒需要侧过身子，前辈可以随意地打后辈的脸面，鞠躬是日常礼仪等。

在同一个团体里，除了职位高低的特殊情况之外，一般根据年龄大小来排列顺序，年纪大的说话就比较有效力。如果有两个人吵架，一般的模式是，年龄大的人骂年纪轻的人。

在家庭里，则体现为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韩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调“孝道”的国家，光看一些日常常见的说法就一目了然：比如儿女们安排父母旅游被称为“孝道旅行”，向父母送礼物被称为“孝道礼物”，字大、屏幕大且价格便宜的手机被称为“孝道手机”。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影响下，韩国社会“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的“父是一家之长”的观念至今普遍存在。

并且现在韩国的家长对孩子的成功期望普遍过高，社会中有一个观念：“Sarang-Eei-Mae”，意为“爱的鞭策”，可等同于中国的“爱之深，责之切”或者“棍棒出孝子”。

当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越来越高，孩子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果孩子们做错了事，让父母不满意，在家庭中居于绝对权威的父母，很容易就施加暴力。

此外，生存和经济压力也是造成父母虐待孩子的一大原因。韩国东国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李恩珠（音）曾经表示，虐童父母大多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因为赚钱养家的压力大，再加上文化水平不高，导致内心的负面情绪无法自我排解，极容易迁怒于无辜弱小的孩子。

较轻的惩罚措施

2011年，韩国曾经上映一部轰动整个社会的电影《熔炉》。

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2000年至2005年，光州一所福利残障学校校长连同十多名老师，对校内聋哑学生施行了长达5年的虐待和性侵。

当事件浮出水面后，两个男人开始帮助这些孩子，一个是律师，一个是医生。两个人不畏艰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直接证据，但最终犯罪者却因为种种潜规则而没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律师后来受到极大的打击，无计可施，最后只能以自杀来换取公众的关注。自杀前，他留下几万字的遗书，把该事情详细叙述了一遍，这引来人们的关注，随后电影就上映了。

电影播出后不久，韩国百万名网友联名签署抗议书，最终，该案件再次重审。韩国政府也重新修正了《性侵害防治修正案》。

从那以后，韩国社会对发生在学校里的虐待儿童案件变得越来越关注。

过去这些年来，在韩国的学校和托儿所，教师对儿童的虐待虽没有像父母施暴那样普遍，但也是经常出现。

“一直以来，老师对不交作业或行为不端的学生进行体罚还是很常见的，”俊成行教授说，“许多韩国教师对学生有时还会滥用权力，对学生进行体罚。”

教师对孩子的体罚甚至发生在幼儿园。2018年7月，首尔一家幼儿园就发生了虐童致死丑闻。一名11个月大的婴儿因为不睡觉，竟然被保育老师拿被子蒙住口鼻，窒息而亡。

此外，韩国教师在虐童案中往往扮演着“视而不见”的角色。一项对韩国教师参与虐待儿童案件的研究指出，教师能够认识到虐待儿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他们不太可能进行干预和报告，特别是在涉及非身体虐待的案件里，比如忽视和精神虐待方面，韩国教师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BBC中文网报道，2015年1月中旬，仁川一处幼儿园内的午餐时间结束前，一位33岁的梁姓教师要求4岁女童吃掉餐盘上未食用的泡菜。女童对泡菜表现出反胃，老师见状，一掌朝女童头部左侧挥打，女童被打到后全身趴在地上，起身后被要求跪在餐盘前将泡菜吃光。监视录像流传出来后，引发社会各界愤怒，施暴老师公开道歉并被逮捕。

在判决上，虐童案件的施害者往往受到较轻的处罚。因为尽管韩国近年来在推动将父母“惩戒权”从《民法》中去除，但韩国人普遍认为养育子女的做法是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家庭事务，因此政府很少干预。

韩国中央大学的法律教授金相勇（Kim Sang-yong，音）在接受美国律师协会采访时解释说，政府的不情愿可以归因于一句谚语，“法律不能越过家庭的篱笆”。

韩国第一个涉及儿童福利的法律《儿童福利法》于1961年实施，但它主要是为了保护战争孤儿。韩国在1991年批准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在2000年颁布修正案，但在此之前，甚至一直缺乏对虐待儿童的定义和解释。

据韩国健康与社会事务研究所的数据显示，1998年至2016年间，只有四分之一的行为未导致死亡的虐待儿童者被监禁，大多数人被判缓刑或罚款。

即使是那些导致死亡的虐待儿童者，也有21%的人逃过了牢狱之灾。

“在很多情况下，孩子们无处可去，而父母的虐待儿童指控会撤销。”刑事律师姜信宝(Kang Shin-up，音)在接受《韩国先驱报》采访时说，有时孩子们甚至会要求被送回家，交给施虐的父母。

挥之不去的影响

虐童案的频发也为韩国带来恶名，引发了广泛的担忧。

“以印度为例，由于女性（常常被）性侵犯，人们现在认为印度不安全。”俊成行教授说，“虐待儿童，特别是儿童性侵案，会对韩国的国际形象造成负面影响，韩国人对此非常在意。”

韩国政府曾在2019年10月受到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批评，该委员会指责其在遏制家庭虐待儿童方面做得不够好，并鼓励学生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面对残酷的现实，韩国社会正在采取积极的行动，努力解决儿童虐待多发的问题。6月最新发生的这起继母虐待男孩致死案，更是加快韩国改善儿童状况的步伐。

除了韩国法务部已经决定，将在《民法》中去除父母的“惩戒权”，各个社会组织还在与研究人员和专家合作，致力于解决对儿童的虐待，特别是性虐待问题。

“他们偶尔在公共场所播放关于暴力对儿童有害影响的广告。此外，父母教育也有所增加，教导父母采取其他形式的惩戒措施，例如，提倡民主的教养方式。”俊成行教授说。

除此之外，韩国社会近年来也从影视创作方面加强了对虐童案的关注，比如2019年上映的电影《小委托人》，就是根据真实的虐童事件改编，电影上映后在韩国引进极大反响。

可是无论怎样，那些曾经受到虐待的被受害者，可能一生都有挥之不去的阴影。

有研究人员指出，虐待会为儿童带来生理和心理的双重问题，包括睡眠障碍、焦虑、抑郁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人际关系形成能力受损等等。

当受虐待儿童成为父母时，这些后果可能会加剧。社会学理论将这种现象称为“代际传递”，认为受虐待的儿童观察和学习父母的行为，更有可能虐待自己的孩子。

韩国社会上下也明白，虐童案的频发，与社会、文化和历史等诸多因素相关，绝不是修改一部《民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可能也不是短时间内才能改变的事，可能需要无数人持续不断地努力，才能让改变发生。

就像电影《熔炉》的原型故事那样，曲折而困难重重，但前进的方向一定不能动摇。那部电影的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好：“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