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 6 月 22 日 21 时，北京卫健委网站显示，前一日北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9 名。6 月 11 日北京疫情复发后，新的疫情发源地新发地市场首先被封锁，几天后北京宣布上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响应级别，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二级响应地区，并要求所有出京人士必须持有 7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无报告或报告过期者一律不得出京。与此同时，市内也开始对相关人员展开核酸检测大排查，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表示，北京在“疫情防控上怎么严都不过分”，一时间，“严防死守”的要求让首都的气氛又变得紧张起来。

与“严防死守”相对应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等专家，此前曾在公开发言或媒体采访时，都表达过不应追求病例绝对清零、人们要逐渐习惯疫情小范围偶发等观点。

“我们还不知道会在大流行的情况下生活多长时间，那常态化就是我们必然要接受的态度。”杨功焕接受《全历史》专访时说，若将新冠疫情比作山火，在山火零星出现时，人们可以通过围堵将火苗扑灭，但如今世界范围内的新冠大流行就像全面烧开的山火，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火焰完全控制住，是做不到的。

因此，杨功焕认为，坚持病例的清零并不合理，也反对社会生活大面积停摆。

以下为专访内容——

全历史：北京迎来疫情复发后，有不少专家提出了“常态化”的说法，您觉得应该怎么理解这个“常态化”？

杨功焕：所谓常态化，是区别爆发流行时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提法。今年二月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有这个看法，当时我们还在谈全球流行的可能性，没想到这个病毒可以蔓延到全世界。

当时我们的估算是 50 万人（确诊），因为当时中国才几万，感觉全世界最多可能50万打住了。但目前全球报告的数据已经接近1000万了。

在新冠之前，我们对待其他流行病，比如天花，是在全球范围内协同应对的第一个传染病，于1980年正式宣布被根除。想的都是尽量采取医学措施、公共卫生措施，能够把疾病感染人数控制到最低。但后来发现其实社会的变化，微生物本身的变化，都会导致新的病原微生物出现，很多微生物是不可能消灭的，人类必须想办法与之共生。共生，字面理解就是共同生活。病毒、细菌会危害人类，但不可能消灭我们，而我们，虽然不可能消除他们，但可以有疫苗或者治疗方式作为工具，使得这个疾病在可控范围内，不会造成大范围影响。

像艾滋病，它没有疫苗，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避免感染。艾滋病患者也可以有各种方式来减缓这个疾病的伤害，控制它，这就是一种共生关系。

这个思路与常态化的思路也是一致的。对待这个病毒或感染者，要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这就是现在提倡的常态化防控原则。我们还是要戴口罩，要保持社交距离，也在努力地发展治疗的药物，但是在这个不可能说明天起来一切都准备好了。就能把这个病毒全部歼灭了。在目前这种流行态势下，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会在新冠大流行下生活多长时间，所以共生的想法和思路，是我们必然要接受的。

全历史：您此前接受相关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提过北京疫情复发是意料之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杨功焕：我其实有一个比喻，就是把新冠比作山火，只有零星火星的时候你可以扑灭，但是一旦山火烧开了，要把它完全控制住，是做不到的。现在新冠大流行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基本上是世界范围内的燃烧。欧洲现在才开始缓下来，美国像新泽西、纽约、麻省这些地方，疫情是在往下走，但是还有一二十个州病例数一直没控制下来。目前疫情已经朝南美洲，东南亚，非洲这些地方蔓延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如果中国还是抱着在疫情爆发初期，把武汉封城、再围堵病毒、把其他省的疫情控制住这样一个思路的话，我觉得是忽略了目前全球大流行的状况。所以我后来说，在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很难独善其身。现在北京还在追溯疫情复发的传染途径，尽管迅速查到了密切接触者和活动路径，这些措施都是很到位的；但是在思想上也要认识到也有那么多无症状感染者，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确保无症状感染者不传播过来呢？

还有就是物质污染的情况。国家疾控中心病毒所去采样，那么多地方都检测出病毒。这么一个情况下，如果说要完全保持零病例，我想实际上很难做到。所以在防控目标上不一定追求零病例，其实是很重要的。

全历史：日本其实每天也有 20 名新增确诊患者的增长趋势，但是它会逐步放宽相关政策。而中国会坚持零增长，您觉得怎么理解这两种政策和思维之间的差异？

杨功焕：我们回过头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防疫经验，在病毒非常少的情况下，你可能会采取一个围堵的策略，就是说要把它控制在少数人感染，很快切断传播途径，不要让它传播开来。中国在一月很多省都是这样做的，包括北京。

但是现在病毒已经传播到了世界上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实际上是没有察觉到那几个最先的病例，（等疫情爆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达到社区感染的程度。一旦到了社区感染阶段，就有点控制不住了，之后一定比例的重症患者就会迅速出现。这些病例一出来就会挤兑医疗资源，所以大量病人让医院承受不了，然后就是很多人去世，甚至到连火葬场等机构都承受不了。

在前期的武汉，在后来的意大利、西班牙，包括美国的纽约，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病毒不断蔓延，我们的防控策略在不同阶段会不一样。在早期只有少量病人的时候，你去围堵，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这个是有效的。但是一旦走到了社区感染的程度，就防不胜防了。这就引发出来，世界各国采取的延缓策略。即通过预防策略，降低传播速度，控制发病水平，不挤兑医疗资源。

大多数国家认识到这个病毒很难清零：在有大范围感染后，人群中就有相当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人都全部查一遍。就算查了一遍，万一又碰见了（无症状感染者），就又有了感染。所以都是采取延缓策略，包括日本。

但是中国采取的是围堵策略。我觉得有一种路径依赖，大概整个中国都受到这种思路的影响。因为从一月就是这种思路，要换一条思路，会比较难，所以这才是我觉得需要提醒的——现在世界上都感染成这个样子了，北京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你要是有那么几个病例，客观地去追溯和研究传播途径是可以的，没有必要过度。我觉得北京目前做得还不错，但是不要过度，我担心的就是太过度。好像现在所有的北京人出去，到外地后都要隔离（编者注：6 月 16 日起有多地要求包括北京部分地区在内的中高风险区人员进入本省内须集中隔离；19 日，国家卫健委呼吁，持有阴性检测证明和健康码的人员可自由有序流动），但是有北京健康码的情况下，既然知道他没有感染，也没有跟这些感染者有接触，有什么必要隔离？

全历史：现在（6 月 20 日）北京的一个政策是，离京人士都需要 7 天内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但您此前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不认同大范围的核酸筛查，可以详细说说其中的原因吗？这是否与您的主张冲突？

杨功焕：我说得很明确，我的意思是（如果）北京 2000 万人都要查核酸，我觉得没有意义。

如果知道谁是感染者、密切接触者或者有症状，当然可以查核酸，但是把 2000 万人都查一遍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现在检测后没有出现感染者，但是一旦有一个感染者进来了，马上就会（造成）感染，今天查了，可能 5 天以后还是会有感染。还有就是如果花功夫、精力、经费查 2000 万人，那么对于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精力就会削弱。

但是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个事情是核酸抽样，看看人群的抗体水平。我相信不会高，可能也就低于 5%，我认为就 2% 到 3% 左右的水平，通过这个就能推断出来它的感染水平。还有一些自己特别想要查的（人），当然也可以查。

（对于离开北京需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问题）其实只要用健康码就应该可以，因为他如果没有去过新发地，或者也没有跟感染者或者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有接触，过去几天没有症状，还要进行核酸检测，当然就有一点点过。在中国有的时候事情是这样，这么几个月以来路径依赖了，要改是蛮难的。当然，如果需要人们做核酸检测，检测能力也具备，那么查核酸是可行的，也是查一个放心。

全历史：在这种常态化之下，新冠会不会像流感病毒一样成为一种长期与人类共处的病毒？

杨功焕：现在下这个判断还有一点点早，因为病毒现在才出现几个月。但是它确实已经有几次变异了，有不同的类型出现。

另外有人认为新冠病毒的特点就是天气转热以后活性降低，现在看起来，活性是有可能稍微降低，但是并没有停止传染。所以有人认为它和其他几个冠状病毒不同，可以在高温下传染。接下来它还会出来什么样的特性？现在都还不太好说。

全历史：那么既然清零也不太可能，疫苗研发也还需要时间的情况下，采取什么样的防控手段比较合理？

杨功焕：在个人的层面，就是我们说的那些措施都还是要做——戴口罩、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在外面不要随意触摸，更不要反过来触摸眼鼻口。我觉得东方跟西方对待口罩有很大差别。口罩在亚洲国家大都是能接受的，但是在西方即使到现在接受起来都还是蛮困难的，虽然现在好多了。

政府在经历了半年的防控之后，不可能把人当小白鼠一样永远关在笼子里。疫情初期我们可以封城，告诉大家，坚持半个月、一个月。但现在已经半年了，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头。国家、经济还有个人生活，完全停摆的状况不可能维持下去，否则疫情的次生灾害就会出来。

从个人说，很多人靠工资吃饭，不工作肯定不行。其次很多小企业在停摆的状态下可能维持不下去。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可以坚持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但整个停摆到半年一年，我想从国家到企业再到个人，恐怕都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必须很客观地来考虑疾病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度，怎么让它能够维持平衡。

还有就是要有常态化的心态。有一些行为方式肯定跟疫情以前会不一样，但是你不能让整个社会和人都“不动”，这是怎么取一个平衡的做法。现在也有一些措施出来，比如说商店怎么控制人流，在这个常态化的过程中逐步出来这些政策，我想是很重要的。

全历史：像一些疫情反复的城市还是采取严防死守的状态，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高度紧张，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太合理的状态呢？

杨功焕：对，我一二月都在北京，三月到纽约来了，所以能够体会到不同环境下的状态，我自己也在思考。

武汉封城后，其他省的病例其实很少，因为看得很紧，病毒就没有传播开去。好像有少量报道指出，武汉人群的抗体阳性率大概也就在 5% 左右。你想在纽约，整个纽约州的（抗体阳性率）是13%，纽约市是 20%。（编者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于3月9日至4月10日调查得出，武汉血清抗体阳性率为3.8%，6 月 8 日纽约市市长公布纽约州抗体阳性率为13.4%，纽约市抗体阳性率约为20%）

这个比例就是不一样。群体免疫出来的时候媒体上也讨论过一阵，其实不是说谁就要通过自然感染，人为地去形成群体免疫，有些专家也认为没有办法形成。早期可以围堵、扑灭，但一旦走到社区感染的程度，就是以所谓的延缓策略为核心。

这个病要来，总有人会得，总会死人，所以其他国家并没有惊慌失措。像欧洲一些国家，在没有清零的情况下已经完全开放了边界，大家心态上就没有那么紧张。从疫情控制角度来说，这些国家虽然不如中国（控制得）快，但是我觉得这还是很符合规律的，从四月中旬开始往下走到现在，每天病人死亡大概也就十几个，住院什么的可能一二十，同时预留的这些床位能够应付，他就觉得是在可控范围内。

现在还采取这种围堵，可能还是没考虑经济影响和老百姓中间的恐惧情绪。想想那些中小企业，有很多人生活状况怎么样，那些小的店铺是不是又关了，能不能（在停摆中）维持？这是一个民生问题。所以北京会在两三天后就宣布已经控制住了。我们希望在大环境下能不那么紧张，慢慢放开。

全历史：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在 6 月 15 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疫情爆发前的生活，要适应防疫常态化的后疫情时代，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种所谓的“后疫情时代”，您觉得我们能回到疫情前的正常生活吗？

杨功焕：看过你说的这篇报道。我个人觉得还是取决于疫苗。大家也都知道第一次流感大爆发——当然它的类型有些不一样——1918 年的流感延续了 2~3 年，死亡人数也很多，现在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恐怕跟当时的流感大流行还不能比，当然现在的医疗条件和治疗手段比那个时候好得多，尤其是在我们有流感疫苗以后。

现在我也是这个看法，如果没有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真的很难回到疫情前，可能好多事情都不能做：聚会、旅游、足球赛事……因为现在世界已经变得很小，由于交通等各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很多时候很多人可能经常过着飞来飞去的生活。

但是如果一旦有了疫苗，我觉得可能生活还是会回去。所以不能现在就把话说的那么绝对，说我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全历史：新冠不仅仅是一个生理上的疾病，它可能在心理层面上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对病毒、对流行病的认知，包括长期封锁导致的疏离感、抑郁症和焦虑情绪。您认为抑郁和焦虑情绪在后疫情时代会不会成为一种常态？

杨功焕：我自己倒不觉得（抑郁症）那么明显。但是目前情况下，即使是正常人也可能在某种环境下突然出现一段时间的焦虑或者抑郁，它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我觉得有一个思路可能会发生变化。之前一直提醒大家的就是，整个地球上不只有我们，还有各种生物，不能老是觉得人定胜天，什么都要去做。

这一点是我觉得值得大家过后深思的，就是如何跟整个自然界和平共处。

当时很多人开玩笑说我们此前经常把动物关在笼子里面，最后现在是病毒把所有的人关在房子里，动也动不了。这是一个搞笑的帖子，但透露出大家在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时的一种想法。

我们人类现在考虑的都是什么政治的争斗，还有很多其他的斗争，但我觉得人跟生物界的战争，对人类总体命运恐怕是更重要的。在科学界，甚至在哲学界、思想界，可能有很多人会重新来思考人和自然的关系、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