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各国关于国境检疫方面的立法由来已久。意大利最先立法创制，英美日等国紧随其后。 1374年，欧洲受到黑死病的疯狂侵袭，意大利首当其冲，为了有效对抗流行性传染病，意大利颁布了第一部检疫规章，在威尼斯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检疫站，对入境的船只实施在港外抛锚等候40天的行政措施。

背景

黑死病的产生

目前身处新冠疫情旋涡中心的意大利，曾是历史上疫情防控知识和经验最为丰富的国家。14世纪初，在黑海沿岸广泛建立殖民地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就发现，金帐汗国的蒙古军队在攻打反叛的城市时，用配重投石机将死状奇特的尸体投入城内，在45天之内城市就会不攻自破，居民绝大部分都会在颈部和腹股沟部分出现肿块后死于高热，而始作俑者蒙古军队却只有个别感染者，不会受到大的影响。 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观察到的就是日后造成西欧地区人口几乎减半的黑死病（腺鼠疫），这是由欧亚草原广泛分布的啮齿动物携带的耶尔森杆菌传播给人类的致命传染病，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种致命的细菌就附在他们身上，通过他们的商船渡过黑海和地中海，来到了欧洲的第一站——意大利。 在黑死病到来之初的1348年，欧洲的中世纪医学缺乏对其致病机理进行分析的能力，因此结论往往受到宗教和神秘学、星相学的影响而流于荒诞，比如当时最流行的说法认为： 134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土星、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导致空气受到污染，最终引发了黑死病。“湿热的木星吸收了大地上的邪气，而极其干热的火星点燃了这些气，导致空气中充满了电、火花、毒气和火”，“木星带来了强烈的南风，把毒气吹向世界各地，杀死了人、动物和植物，而尸体的腐烂反过来又产生了更多的毒气；性冷的土星把热气变为雾气使之更加靠近地球而造成最大危害，情况因而变得愈加糟糕”。 在这种认知水平下，对鼠疫的传染性和致死性的正确估计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鼠疫传入意大利初期，种种匪夷所思的反向操作频繁出现，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比如黑死病已经在西欧流行1年，造成了成千上万人死亡时，罗马教廷却宣布1350年为大赦年，所有到达罗马的基督徒都可以免罪，众多西欧的基督徒为了摆脱黑死病的威胁，从暴发瘟疫的家乡前往罗马朝圣，从1349年的圣诞节到1350年的复活节，前往罗马的朝圣者超过200万人，罗马附近的城镇都挤满了朝圣的人群，朝圣不但没有减缓黑死病的蔓延，反而暴发了更加严重的集体感染。 西欧的当权者们深知这种无力解决的灾难，如果政府不能树立一个靶子来供群众宣泄愤懑，那么政府自己就会成为靶子。于是“犹太人投毒说”甚嚣尘上，成为替罪羊的犹太人被逐出家门，在意大利的各城邦之间被赶来赶去，一些城镇的犹太人被赶尽杀绝，一部分人逃往东欧，又再经历屠杀。当时尚有保持理智的人呼吁：“如果是犹太人投毒引起的黑死病，为何他们自己也大批感染而死？”然而在乌合之众的群体狂热和当权者的纵容默许之下，这种呼声迅速被淹没在排犹的狂潮中。

具体措施

首先是强制隔离措施，生病或被怀疑有病的人不允许出门，也不允许接触其他人，所有的食物和水都由一个小门递入，病人再打开另一个小门拿取，双方全程不接触。 其次是消毒措施，病人在隔离期间病亡后，所有衣物用具都被焚烧，隔离的房间必须用硫磺和醋消毒后，方可给他人使用。病死者的尸体必须远离城市埋葬，埋葬尸体的坑至少应有8足（约2.5-3米）深。任何在城里抛弃动物内脏或排泄物的行为都要被罚款。 第三是封闭措施，疫情期间城市封闭，禁止来自疫区的人员进城，出入隔离区的人必须具备一定资质，并持有公共健康委员会签发的证件。 第四是聚集管控措施，疫情期间禁止市民在各城邦之间来往，也不允许举行大型集会，在葬礼这种必须出席的场合，只有死者的至亲才被允许参加。 意大利人在疫情防控方面最为卓着的贡献，是发明了海关检疫制度，1377年6月，曾是威尼斯一部分的拉古萨 （Ragusa） 签署了第一个检疫隔离法令，规定所有来自疫区的人必须在梅尔卡纳（Mercana）或者拉古萨老城待一个月。1448年，威尼斯议会将隔离期延长到40天，因为根据当时医生的观察，黑死病从感染到死亡的时间刚好是40天左右，于是检疫（Quarantine，即40天之意）这个词就诞生了。检疫制度在防止输入性病例方面是如此有效，以至于在短时间内就被西欧各国所采纳，在检疫隔离法出台6个月之后，法国的马赛港就采取了这一办法，因此，法语中的隔离（Quarantaine）这个词也是“40天”的意思。

评价及影响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人的一系列公共卫生政策和疫情防控措施都是科学、合理且行之有效的，与同时代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相比甚至具有一定超前性，但实际上效果却是大打折扣的，以最先建立公共卫生制度，传染病相关法律也最健全的威尼斯为例，1348年黑死病传入，1351年才平息，1361年又卷土重来，其间又反复多次。除去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外，我们不难在历史中看到熟悉的场景。 所有的防控措施无疑是有效的，但无疑都带有管控、限制的成分，这使得管控措施本身和公共健康卫生委员会都不受公众的欢迎，针对防疫管控措施的质疑、反抗、谣言和骚乱一直不断，民众借助宗教势力和政治反对势力，故意举办集会和狂欢来挑衅委员会的权威。因此1348年首次建立委员会后，每到疫情结束，委员会就被撤销，直到黑死病多次卷土重来之后，公共卫生健康委员会才成为常设机构，即使在15世纪晚期，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力都相当大了之后，米兰的一位委员依然无奈地写道： “我们受到无知民众的憎恶，他们听信几个不关心公众健康，却反复说不存在瘟疫问题的医生的话……在我们偶然经过居民区的狭窄街道时，民众用污言秽语辱骂中伤我们，甚至朝我们身上投掷石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