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的开国君主朱蒙最初选定的都城其实位于今天辽宁桓仁的五女山城附近，到了朱蒙的儿子琉璃明王即位后，才迁移到了吉林集安鸭绿江边的国内城。而传奇的是，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琉璃明王迁都的起因竟然是因为一只“猪坚强”。

琉璃明王二十一年的春天，高句丽如常举办了祭天的典礼。众所周知，祭祀是要献上大量的牲畜作为给神灵的贡品的。高句丽的风俗也不例外。可谁能想到，祭品中有一只猪不知怎么挣脱了束缚，一路狂奔逃走了。

祭天的猪失去踪影，怎么想都不是一件吉利的事情。琉璃明王赶忙派专门负责管理这些牲畜的官员薛支带人前去追赶。谁知道，这头猪的脚力堪比马拉松选手，竟然就一路跑到了国内城。而紧随其后的薛支，则发现国内这里物产富饶又有山水阻隔，回去立马就向琉璃明王建议迁都于此。琉璃明王对此事颇有兴致，不久便亲自来国内巡游。当然，结果应该是令他非常满意的。于是第二年冬天，琉璃明王就下令在国内地方筑城，将新都建于此处。

《三国史记》里的这条记录，实在离奇的过头，现代研究高句丽历史的学者之间，由此引发了极大争议。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一头猪到底有没有本事狂奔一百多公里！

像冯永谦和孙进己先生，认为这不过是三国史记记录的传言，猪怎么会有这样越野一百多公里的耐力。而与之对立的专家就有例如李淑英，认为今人太低估了猪的越野能力，坚持认为记载可信。

至于刘子敏和耿铁华两位老师之间针锋相对的故事，则成为学界一桩趣谈。首先呢，耿铁华老师认为古代的猪力量远远大于今日的猪，更何况这头用来祭祀的猪可能还是野性难驯的半家养猪。另外他结合自己在农村的见闻，认定这条记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还谴责说持怀疑态度的人是缺乏放猪经验。

以下是耿铁华老师的回忆：

“整段记录，唯觉追赶猪跑了百十里似乎远了点，今日之学人以为不太可信。那也是缺乏放猪的经验。我们在农村下乡之时，常见马毛了、牛风了、猪跑了的事，有时在野甸子上追赶猪可跑出十几、二十里。两千年前，东边大山深谷之地，猪虽经家养，其野性十足，逃命之牲，人追猪跑，跑跑停停，追出个百十里本不算什么。而且祭祀之牲一定要追获，才在国内尉那岩地方追到，其间也非止一日，应当是可信的。”

刘子敏老师坚决反对这一说法，毕竟从桓仁一路狂奔到集安中间可是得游过浑江啊!更何况以常理来说，祭祀用猪难道不应该是死猪吗？他对于耿铁华的言论逐条进行了驳斥：

“笔者认为“逐郊豕”的记载仅是传说，而非信史，其理由也很简单，就是说，一头家养的肥猪，不可能与薛支进行有秩序的“马拉松”赛跑，在几天之内跑完全程。

据1984年出版的《集安县文物志》云，五女山城与霸王朝村相距30公里，而霸王朝与集安县城相距97公里，合计127公里，即254华里。显然，耿先生所云“百十里”是大大打了折扣。从五女山城跑到集安土城(国内城)，一路山水险恶，在阴历三月的天气里，即使走最短的路，也得要渡过浑江，之后沿新开河谷地一路上行，然后再翻越老岭，下行而到达“国内城”。

试想，这一路的风餐露宿，猪与人能够配合得来吗?另外，耿先生所云“祭祀之时，猪跑掉了”，也是不符合实际的。众所周知。所谓“郊豕”应是用来祭天的家猪，高句丽的祭天活动是在十月而非三月，而“祭祀之时”的说法也不妥当，因为“祭祀”所用的“牺牲”，都是死的家畜，“祭祀之时”的猪必然不是活物。”

在这种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情况下，持中庸之道的学者出现了。比如孙炜冉，他认为祭典上猪跑了这事并非重点所在，至于说跑到国内城是不太可能的。实际上这是琉璃明王为了把迁都行为加上“天命”色彩而筹划已久的政治阴谋。故意让用于祭天的猪逃走，故意找已经通过气的人去抓，然后让人回来禀告抓到猪的地方适合建都。从而以天命压过那些反对迁都的势力。

时至今日，关于这头让高句丽迁都国内城的小猪身上依然笼罩着难以解开的层层迷雾。不过，历史的魅力不就在于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