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历史 拓跋云

前因

经汉武帝晚期巫蛊之祸以及霍光专权，朝堂庙宇亲情冷漠。汉宣帝需改变并树立自己的政治统治思想。

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石渠阁会议。

会议当场，名儒萧望之做主持和裁判员，汉宣帝也亲自裁定评判。对阵双方为《谷梁春秋》与《公羊春秋》，期间辩论激烈，纷纷阐释己方观点，评论异同。然而经过汉宣帝多年的酝酿，大多数参与会议的人深知皇帝的意思，萧望之也顺水推舟，最终判《谷梁春秋》获胜，为其立博士官。

石渠阁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从官方层面打破《公羊春秋》一家独尊的地位，确认了《谷梁春秋》的学术地位。简单来说，《公羊春秋》更强调天人合一和皇权威仪，《谷梁春秋》强调礼法与情。时过境迁，前者是汉宣帝不再需要过分强调的，而后者则是所需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汉宣帝一朝据记载天灾不断，共发生了包括地震、旱灾、水灾等10次大的灾害。其中有一次，全国四十九处爆发地震，当场就死亡了六千多人，连皇帝的供奉祖宗的宗庙都被震坏了。如果按照《公羊春秋》的说法，这些天灾均因汉宣帝昏庸无道了。事实上，大臣们也曾拿天灾来向皇帝劝谏。

汉宣帝一定是郁闷的。自小民间长大的他，对于老百姓的疾苦不可谓不知道，立志做个爱民如子的皇帝。可如今这天灾不断，严重打击他的政治合法性，怎么办？

汉宣帝是现实的。他打击霍光和霍氏家族，却坚决的执行着霍光修养生息的国家大政方针；他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与完全崇尚儒生的儿子刘奭是意见不同的，甚至预言“乱我家者，必太子也”。然而他却并未改换太子，只因历史和现实告诉他废立太子更不利于国家。

现实主义的他，此时也并没有一棒子将《公羊春秋》的这套学说打入冷宫，毕竟他需要《公羊春秋》在维护君王权威上发挥作用。于是他聪明的选择将这些天人感应的学说与他的施政结合起来。

具体来说，他一方面与此前的皇帝，如汉武帝一样，极力去宣扬在没有天灾时国家的政治清明。虽然汉宣帝时期天气忽然转暖，天灾增多是事实，但也有天灾被过分强调的主观因素。试问，哪个时代没有天灾呢？所以说，没有天灾的时候也是常见的。

另一方面，他依靠天人感应来施政。

我们看到汉宣帝统治时期一共有七个年号，其中有五个年号就与灾异有：地节、神爵、五凤、甘露和黄龙。前文提到一场地震死了6000多人，发生于公元前69年，于是那一年改年号为地节，希望“地得其节”。

同时，汉宣帝也用这些灾异调整统治政策。据记载，汉宣帝因灾害和祥瑞而颁布诏书，下达各种政令，在其亲政的20年间，多达23次。比如灾难时废除苛法，赏赐官吏和老百姓爵位、钱财和粮食等，以表示接受天责；而在祥瑞出现时，同样施以善法，以示皇恩浩荡。所以，宣帝时期出现“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局面并不奇怪。

那么他为何又需要《谷梁春秋》作为补充呢？

汉宣帝之所以推崇《穀梁春秋》，其目的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再次通过礼仪秩序稳定下来。自汉武帝开始，国家逐渐改变文景之治时的黄老学说，开始强调中央的集权和大一统。于是我们看到在《公羊春秋》思想下，汉武帝通过种种手段，对诸侯王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清洗。治淮南狱时，受到株连的高达万人。巫蛊之祸更是令汉宣帝成为直接受害者。

汉宣帝认为这些或许在当时有效，但即便如此，也都没有根除贵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反而引发了风俗的败坏，而此时已不同于汉武帝时期。于是汉宣帝选择《谷梁春秋》以强调宗法礼义、骨肉恩情来解决面对的矛盾。

当然，汉宣帝也并非猛然间提出此意向并迅速予以确认，而是花了很多时间，不断把《谷梁春秋》的思想用于执政和实践过程，同时不断扶植自己的学术力量。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谷梁春秋》终于可与《公羊春秋》分庭抗礼，才决定开此会议最终确认。

后果

石渠阁会议令儒学成为统治指导思想，导致之后的儒生势力的崛起。

结论：石渠阁会议是对汉宣帝统治思想的总结，是对《谷梁春秋》的最终确认，也让儒学最终真正成为汉朝政治统治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