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党锢之祸:士人的灭顶之灾
前因:窦武、陈蕃打击宦官;后果:黄巾之乱。

文/全历史 胥言

前因

窦武、陈蕃打击宦官:窦武、陈蕃在窦太后的支持下,杀死权宦管霸、苏康。但是,窦、陈二人死于政变,宦官开始报复士人。

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指使张俭的同乡诬告他结党谋反,灵帝下令搜捕党人,掀起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规模,要比第一次大得多。在这之前,窦武陈蕃诛杀宦官的行动失败,士人和宦官已经完全撕破了脸皮,这次党锢之祸,就是宦官全面镇压士人的开始。

张俭以前弹劾过侯览贪污,两人早就结仇了,所以侯览要报复张俭。不过,张俭算是幸运的,东躲西藏,跑到了朋友孔褒家。恰好孔褒不在,他的弟弟孔融收留了张俭。没想到这事被人揭发,张俭再次逃跑,孔氏兄弟不仅没有跑,反而争着投案,最后是孔褒顶了罪。张俭一路逃亡,人们敬重张俭的人品,都愿意收留他,因为帮助张俭获罪的一共有几十家。

孔褒、孔融都是孔子后裔,当时的名士。图为孔融像。

张俭保住了性命。其他得罪过宦官的、有名望的士人大部分都没这么幸运,受牵连的一共有六七百人。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幸免于难的李膺杜密等人,这次全部被杀,家人也被流放。有人劝李膺赶紧逃走,但李膺说,办事不怕难,犯罪不逃避,这是臣子的本分,我已经六十岁了,死也是我的命,还能往哪逃?

李膺的气节值得佩服,不过恐怕他也看明白了,现在双方的实力严重不对等,自己凶多吉少。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已经有一批士人被免官,宦官逐渐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任命。而且在东汉末年,察举制几乎失灵了,有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选上的秀才,连字都不认识。真正有才学的士人想做官越来越难。

司徒长史叚辽叔的儿子才学特别平庸,按理说做不了官。他找到和自己同年举秀才的广汉太守,顺利推荐自己的儿子做了秀才。宦官利用察举制安插亲信的事就更多了。有一次,侯览想安排几个人举孝廉,结果河东太守史弼拒绝了他。侯览很生气,诬告史弼,差点让他死在监狱里。

李膺像

李膺本人就是举孝廉出来做官的。很多人仰慕他的才学品格,想跟他学习,这样也能得个好名声,日后方便做官。其中有个叫樊陵的人,平时品行不端,所以李膺没有收他。樊陵最后给宦官行贿,竟然做了太尉,比李膺官还大。

士人真正插手政务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开始流行“清议”,就是一帮人聚在一起评价朝廷政策、官员人品。能被他们夸奖的就有声望,被他们批评的就人人唾骂。士人评价李膺、陈蕃、王畅为“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这三个人享有崇高声望,李膺的学生就有上千人。当时的官员特别惧怕士人的批评,每次有士人来访就立刻到门口迎接,有时候急得连鞋都没穿好。士人依靠清议影响舆论,制约宦官一党的行为,维持着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可是窦武、陈蕃被杀之后,士人这边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实权人物了,宦官那边是有兵有钱,还有皇帝撑腰。“清议”的影响力让宦官更恨士人,所以这次党锢之祸,士人损失惨重。

张让是当时的宦官首领,深受汉灵帝信任。

这次大搜捕结束之后,宦官对党人的打击并没有停止。

171年,汉灵帝宣布天下大赦,但党人除外。

172年,窦太后去世,有人在宫门上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公卿皆尸禄,无忠言者。”这么指名道姓,让曹节再一次开始抓捕党人,株连一千多人。

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求情。几个大宦官一看,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人求情,看来余党还没有清除干净。于是下令各州郡调查党人的家世,五服以内的亲属全部免职,不许做官。

折腾了这么几次,有能力、有气节的士人死的死,逃的逃。整个朝政大权完全落在了宦官手里,他们一边哄着灵帝开心,一边卖官敛财,兼并土地。这种无节制的盘剥,肯定会导致强烈的反弹。184年,黄巾之乱爆发。汉灵帝害怕党人和反贼勾结,才想起解除党锢,可惜为时已晚,东汉离灭亡已经越来越近了。

后果

黄巾之乱:河北人张角以治病为借口,四处传播太平道的思想,最后发动了黄巾起义。

结论: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宦官完全把持朝政,打压士人,东汉朝廷更加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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