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和失业使许多居民无法享受更昂贵的娱乐活动，而城市发展遵循的经济逻辑往往会限制贫困人口的流动。”
如果你在夏夜走进纽约布鲁克林的街头，或许能发现每隔几个街区就会出现售卖烟花的人，他们将烟花存放在汽车后备箱或者随身携带的行李箱中，并在黑暗中迅速地完成交易。午夜降临后，此起彼伏的爆裂声响起，斑斓的色彩盖过星光，点缀这座城市的夜空。
然而，看似浪漫的烟花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居民的烦恼。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市全市在六月上旬一共接到了 1737 起烟花爆竹扰民的投诉，一位居住在曼哈顿 Inwood 社区的居民告诉记者，这些烟花的爆裂声异常响亮，已经超过了普通的家庭娱乐型烟花，听起来就像真正的爆炸物，这些声音吓到了自家养的宠物狗和婴儿，也让成年人夜不能寐。
据纽约市 311 市政系统（311 为加拿大和美国的市政非紧急事件报告电话，专门处理发生于社区的小型市政事件）统计，6 月上旬收到的 1737 起投诉远超去年同期的 21 起。此外，当地警局也表示近期非法燃放烟花相关的案件激增，统计至当地时间 6 月 18 日，911 受理了高达 5947 个与烟花爆竹相关的报警电话，2019 年同期只有 1590 个。
燃放后的烟花
一直以来，美国法律就严格限制烟花爆竹的售卖和燃放，纽约市市内更是将销售、购买和燃放烟花爆竹列为非法活动。但在布鲁克林的工人阶级社区和黑人社区，燃放烟花爆竹不仅无法被禁绝，烟花还成为了为当地街头文化的一部分，《纽约时报》的报道点出，人们或许不应将大量的烟花燃放感到惊奇，因为“烟花是当地城市街道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
《大西洋月刊》一篇文章揭示了燃放烟花的历史渊源。在 1900 年代，燃放烟花曾经以一种反抗活动的身姿出现。1900 年代初期，克利夫兰市一家烟花公司发生了一起意外爆炸事故，并导致 12 座建筑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3 人死亡。到了 1908 年，一项名为“七月的安全与理智”的活动在全美推行开来，该活动旨在为每年七月的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由提供一个“更安全可靠的范本”——即禁绝烟花爆竹燃放，也在日后成为全美各地禁绝烟花爆竹的法规的发端。
但历史学家罗伊·罗森茨韦格（Roy Rosenzweig）认为，这一活动的推行在暗地里掩藏了压制工人阶级庆祝活动的意图。罗伊点明，“七月的安全与理智”看似将矛头对准了烟花爆竹的危险性和可能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但实际上压制了燃放烟花这种属于工人阶级的庆祝活动，结合 1900 年代大量来自南欧和东欧人口移民潮，“七月的安全与理智”实际上在剥夺公众对工人阶级和移民人口的关注。在这样的对抗中，城市工人阶级在独立日燃放烟花爆竹不仅成为一种糅合身份认同的庆祝行为，也成为他们发声和反抗的手段。
“Black Lives Matter”
直至今日，布鲁克林街区的工人阶级大众对烟花庆祝早已司空见惯，专注于种族和阶级平等的民间组织 “弗拉布什皆平等”（Equality for Flatbush，注：弗拉布什为布鲁克林一处街区名）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从阵亡纪念日到劳动节，响亮的街头音乐和烟花已经是布鲁克林文化的常态。”
即便如此，今年的烟花还是异常地多。一方面，新冠大流行让人们的夏季旅行计划被迫取消；海滩、博物馆和游乐园依旧大门紧闭；娱乐场所存在各种人流限制，凡此种种都让城市居民的娱乐形式变得单一。另一方面，弗洛依德之死引发的“BLM”（Black Lives Matter）运动让非裔群体的情绪达到了沸点，人们渴望发泄情绪。
于是燃放烟花自然而然成为人们的首选。一位纽约居民告诉《纽约时报》，尽管午夜此起彼伏的烟花爆炸声侵扰了他的生活，但他也知道，“人们的情绪积压了太多太久，他们需要表达。”
24 岁的 Djani 近来加入了“放烟花大军”，他的认为燃放烟花既是庆祝自己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幸存至今，也是一种对警察的蔑视和反抗，他将这种宣泄形容为：“就像一场终于到来的倾盆大雨，所有的委屈都借此释放出来。”
烟花扰民事件激增把纽约警察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目前，哈林区警察局已经破获了 26 起销售、运输和燃放烟花的相关案件，并逮捕了 8 人。而警方的介入也让引发了新的担忧：在游行示威密集的当下，“打击燃放烟花”似乎成为压制黑人群体发声的合法理由。
事实上，哈林区警察局在纽约的同行中算是另类，其他街区的警察局都对此类投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当地居民认为纽约警方迟迟不愿直面烟花扰民事件的原因，正是担心惹上“反民主运动”的骂名，当地一名社区委员会主席认为，燃放烟花这种程度的违法行为已经事实上被归入为“BLM”运动引发的骚乱的一部分，警方当下不会受理相关的投诉。
社交网络上抱怨数量激增
在烟花扰民事件激增后，当地白人精英组成了一个名为“Peaceful Ditmas Park”的互联网组织，并向当地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公权力方面介入并制止人们燃放烟花爆竹。尽管负责拟写请愿书的法学教授 Irina Manta 事后表示这封请愿书呼吁的是平民自发制止和调解，但依旧遭受了非裔人群的指责，不仅认为她歪曲了事实，还将这一动作视为有意向警察和国家暴力求助并达到遏制非裔维权的目的。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就此出发，认为刨去“BLM”运动的影响，我们依旧可以探讨不同人群之间的娱乐形式暴露的阶级问题。“燃放烟火事件就是城市日益逼仄的休闲活动和现今复杂的城市面貌的一个缩影”，新冠大流行的影响下，在城市这一具备高度功能性划分的地方，户外的娱乐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涉及公开和半公开空间：步行街、公立公园、广场和露天酒吧，而阶级与种族之间的鸿沟也由此被迫的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
布鲁克林街区
或许大量的烟花扰民投诉代表了布鲁克林鲜为人知的另一面：那些平日里不被关注的工人阶级。纽约当地媒体 Gothamist 收集了社交媒体上的人们对烟花的抱怨，并认为“投诉电话数量的增长比任何具体的变化都能更好地衡量贫民化的情况”。如果长期以来人们对布鲁克林社区的士绅化和阶级区隔视而不见，那么大量的烟花爆裂声就成了一份严肃的声明，它昭示着有大量不被人们重视的居民，和所谓的“布鲁克林城市精英”居住在同一屋檐下。
抱怨者们往往忽视了问题的根源，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有资格抱怨的人是造成当下局面的原因。印第安纳大学的城市学者 Rasul Mowatt 认为，我们应该看见造成烟花扰民投诉的结构性因素：“低工资和失业使许多居民无法享受更昂贵的娱乐活动，而城市发展遵循的经济逻辑往往会限制贫困人口的流动。”与燃放烟花相似的，在街区用音响播放 Hip-Hop 音乐和在街边举办烧烤聚会都是工人阶级典型的娱乐方式，它们都是士绅化造就贫富差距和阶级区隔的显性表现。
结合历史上那些城市娱乐、阶级问题和种族矛盾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Rasul Mowatt 认为人们对“燃放烟花”的讨论可以抽象出一个更宏观的问题，那就是“一般性公共空间的准入准则”，换言之，就是“谁能到街道上，又能在街道上做些什么？”或许我们很快就需要重新回答这个问题。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近日回应大众，称纽约市警察局将与全市各社区合作解决这一“严重的安全问题”，但显然工人阶级不会轻易退让。据 Vox 报道，至少在庆祝完美国独立日（7 月 4 日）之前，布鲁克林人依旧会在夜里点燃烟花。
参考文章：
The Inequality of Summer Leisure ：https://www.theatlantic.com/culture/archive/2020/06/inequality-summer-leisure-pandemic/613486/
New Woe for a Jittery N.Y.C.: Illegal Fireworks Going Off All Night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9/nyregion/fireworks-every-night-nyc.html
"Louder, Longer And Crazier": Complaints About Illegal Fireworks Soar In NYC : https://gothamist.com/news/illegal-fireworks-soar-nyc-complaints-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