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法也好,守旧也好。时新时旧,朝令夕改才是最伤的!
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变革,王安石变法永远是绕不过的话题。近千年来,对这个重大事件的评价也是历来众说纷纭。那么王安石变法对今天到底有什么借鉴呢?
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变法?变法是一个历史学和政治学名词。指的是执政者对国家法令做出的巨大变革。本质上是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而做出的一系列策略。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齐国的邹忌改革、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清朝的戊戌变法等。这些事件对国家以及历史进程都有很深的影响。
现在再来谈谈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并得到了宋神宗的允许,开始为期十六年的变法。
为了方便执行新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到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又颁农田水利条约。熙宁三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熙宁四年,颁布方田均税法,并改革科举制度。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然而,变法最终因为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强烈党争。宋神宗也英年早逝。此后北宋在新法和旧制之间反复变化,终归于灭亡。
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变法呢?
这得从宋朝创立之初的国策开始说起。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因自中唐以来藩镇割据、武将混战的局势泛滥。遂于杯酒释兵权事件解除自己身边大将的军权,从此制定“崇文抑武”的国策。这也导致终宋一朝,与少数民族(契丹、西夏、金、蒙古)的战争中总是输多赢少。北宋早期实行的军事制度是更戍法。就是说将军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一次工作地点和工作单位,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且皇城禁军的数量也远超边陲士兵的数量。为此,王安石实行了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裁兵法、将兵法。
其次,北宋早期为了让权力分散,设置了很多没必要的职位,比如管财政的就有度支、盐铁、户部三种。还有大量中央禁军,平时也没事干。这就是我们中学教科书上的三冗问题(冗兵、冗官、冗费)。到了神宗时期,政府已经出现了大量的财政赤字。为此,王安石实行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
除此之外,为了新政可以有优秀的人才可以施行,王安石也改变了以前科举的方法。第一是考试制度上的改变,颁布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而进士科的考试则以经义和策论为主,并增加法科;其次是对学校的教育改革,实行分上、中、下三班不同程度进行教学的太学三舍法制度。以学校的平日考核来取代科举考试,太学生成绩优异者不经过科举考试可直接为官;同时,提举经义局,修撰儒家经典,编纂《三经新义》;设置武学、医学、律学专科学校,培养专门人才。
变法从准备阶段就受到了阻挠。曾经宋神宗问韩琦王安石可以当宰相吗?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当时很多人都说王安石这个人不行。就连司马光也质疑王安石的新法。王安石专门作了《答司马谏议书》来回应。
法令实行不到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史称“新旧党争”。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迫于反对派的压力,神宗开始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抚平众多大臣的不满情绪。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后继请求辞官。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安石选择留了下来。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大旱,一直不下雨,朝廷内外守旧势力以“天变”为借口,又一次掀起对变法的讨论;免役钱激起群情鸡粪、民心不稳,神宗也心力交瘁,寝食不安。安上门监郑侠绘《流民图》给朝廷。神宗反复观看,彻夜不眠,认为“变”不是小事,不能以人民的痛苦为代价。

郑侠流民图
随着改革深入,变法最大的支持者宋神宗发生动摇。同年四月,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亦对神宗哭着说“王安石乱天下”。当身边所有人都开始怀疑王安石这个人和他的变法的时候,神宗也被影响,变法越来越难以为继。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辞去宰相,从此远离庙堂,宋神宗开始自己主持变法。后北宋对西夏的战役中宋朝大败,从此神宗一病不起。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
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包括免役法),史称“元祐更化”。从宋哲宗到宋徽宗初期,宋朝在新法与旧法之间朝令夕改。大臣之间互相倾轧,已是千疮百孔。《宋史》记载,后来金兵兵临开封城下,著名大儒杨时说:“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也说:“: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皇之盛。而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那么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哪些呢?
1、变法思想过于超前,已经超出了当时的社会形态
经济史学者黄仁宇先生曾说:“在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
2、变法的出发点是富国,而不是富民。
王安石的“理财”,实际上主要是在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做到的不过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已。因此在新法推行时,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
3、变法操之过急,没有适应时间
王安石明知改革“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却在变法中操之过急。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实行,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于是变法出现了很多执行上的问题
4、政策执行不力。
本来法律的本意是好的,下面的官员为了捞钱不管百姓死活。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财。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执行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执行和本意背离,完全违背了变法初衷。
5、用人不当
变法派中,除王安石个人操守尚无非议,而他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个人品质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后来被宋史列入了《奸臣传》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只看重法律是否完美,却忽视了执行人是否能还原,于是应该由行政技术层面解决的议题便转化为道德层面的问题。变法派道德层面不如保守派很多。
6、变法派内部分裂
首先是变法核心人物宋神宗和王安石没有完全信任,不离不弃。和秦孝公与商鞅的配合差太远了。
当王安石再次担任宰相后,宋神宗对他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即所谓“意颇厌之,事多不从”。没有了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也很倦怠。其次是变法派内部出现反对派。变法派的主要人物只为谋权力和私欲,而不以改革大局为重,结果使参与变法的人员闹得四分五裂。
7、大批保守派的反抗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本质上并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政策性的争议;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怎样改革的争论。保守派人才济济,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随便挑出来一个,人品都和官品无可争议。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
综上所述,变法失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往之不谏,来者可追。希望王安石变法的教训可以给后世更多的警示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