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此案岂不甚奇？”曾国藩擦了擦头上的汗：“确实怪”。
文/全历史 拾贰酱
1870年8月22日（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清朝两江总督马新贻检阅完军队，于傍晚回到督府（今南京玄武区总统府）侧门，充军犯张汶祥突然冲出人群喊冤，接着掏出匕首刺向马新贻。
次日，马新贻不治身亡。
政治人物被刺的案件背后，通常都是派系间的权力争斗。法国大革命（此处可a至1793年7月17日的巴黎）时，马拉被刺杀，背后是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争斗；日本维新三杰之一大久保利通（此处可a至1878年5月14日的纪尾井坂）被刺杀，则是他与武士阶层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马新贻是清朝九位级别最高的封疆大吏之一，他的死，或许与晚清政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经过长达半年的审讯，甚至直隶总督与刑部尚书联合会审，审判结论却依然是张汶祥因个人恩怨行凶，没有幕后主使，刺马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最终清廷无奈接受，将张汶祥判处凌迟、摘心之刑。
无疾而终的刺马案成为当时的热门谈资，不久就被编成传奇戏文，后世还改编为《投名状》等影视作品。
《投名状》：原型为马新贻的庞青云
连慈禧太后都说：“此案岂不甚奇？”
总体而言，刺马案的离奇之处有三。
其一，刺客张汶祥得手太容易。
马新贻早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开始操练军队，并于镇压太平天国（此处可a至1851年1月11日的金田）的战争中屡立军功，一路升职到浙江巡抚。
升任两江总督后，马新贻当即组织了2500人的亲军。遇刺当天，马刚从校阅军队的训练场回来，身边警卫重重。
凶手为何没受到阻拦，仅以一把短兵就直击马新贻要害，此为第一大疑点。
其二，案件审理太拖沓。
案发后，当地江宁知府和县令进行初审，向清廷上报“张汶祥杀人也许无人主使”。
朝廷不予采信如此模糊的结论，下令江宁将军再审，同时派遣曾国藩主持审理，曾却借口眼疾未去。
后清廷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主持审判，并特别强调要查出幕后主使。然而张之万也拖了一个多月才赶到江宁，去了之后仍坚持原判：张汶祥背后没有主谋。
由此可见，清廷的反应速度和重视程度都很到位，但是官员们却不断搪塞。
转眼已到来年1月，清廷不再催促查案，姗姗来迟的曾国藩终于拿出了最终定论：同意初审。
先后几十名官员参与、审理长达半年之久的刺马案，最终毫无进展。此为第二大疑点。
其三，犯人张汶祥作案动机不明确。
张汶祥本是一名军流犯，即被判处流放并承担军役的犯人。地方政府为了防止这些人造反，对他们的犯罪行为通常呈默许态度。
案发前，张汶祥以经营高利贷为业，实际上就是一名贪腐官员保护下的罪犯。
马新贻为官二十几年，惩治了成千上万的罪犯。张汶祥对他不满，聚众起义更为符合常理。且张汶祥行刺时，曾说“养军千日，用在一朝”，足见这次刺杀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此为第三大疑点。
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清朝第一奇案——刺马案爆发的可能原因。
首先，被害人马新贻不仅是两江总督，还是身兼慈禧太后密令的钦差大臣。
马新贻入宫向慈禧太后谢恩时，就接到了清查湘军贪污行为的任务。这之后马新贻感到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还叮嘱家人以自保为重。
慈禧为了掩人耳目，先是宣称调马新贻做闽浙总督，在其上任途中，才接连变更为两江总督又兼任通商大臣，赋予了马新贻更大的权力。
其次，马新贻到任后颇有作为，但除了打击海盗和修复漕运外，他最大的功绩便是代表清廷裁军两万，而这两万都是湘军。
此前湘军将领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攻破天京（此处可a至1864年7月22日的南京），曾大肆劫掠太平天国的财富。事后向朝廷上报除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外，别无所获。当时朝野议论纷纷，慈禧也极为不满，然而湘军纵火毁城，没有留下证据。
刺马案后，慈禧派刑部尚书与曾国藩颉颃行事，也暗含着对曾国藩的敲打。没想到曾国藩却以拖延战术，阻止了对刺马案幕后主使的追查。
现在看来，杀死马新贻的，极有可能是贪污天平天国赃款的湘军领袖。
但刺马案后，却无任何一名湘军受到查处。这说明了什么？
慈禧的妥协体现在中央政权削弱地方权力的无果。
湘军这种带有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是清廷受到太平天国威胁下的救急产物。为朝廷解围后，强大的湘军就成了新的威胁。
曾国藩虽然曾主动裁撤湘军，然而却纵容手下私吞太平天国的财物，为慈禧所不容。因此，才有了破格提拔马新贻一事，马也知道自己是慈禧打击湘军的一颗棋子。只是他与慈禧都没想到湘军势力已根深蒂固，不仅当街行凶，还能掣肘刑部官员。
而曾国藩的妥协则体现在他承担了包庇湘军的恶名。
曾国藩团练湘军之前，十年七迁，官居二品，剿灭太平天国、主导洋务运动更是让他位极人臣，势力之大问鼎中原也未尝不可。区区身外之物，不足以成为他与朝廷对抗的理由。
曾接到主审刺马案的上谕后，4个月才到江宁，期间宴请宾客、读《阅微草堂笔记》（此处可a至1724年7月26日的沧州），偏偏不理案情。如此拖延，其实是在静观清廷的态度。看慈禧何时能够想起拖欠湘军几十万两的军饷。
果然，朝廷不再派发加急公文，曾国藩也就顺势结案。
这场朝廷与地方的博弈中，双方均有妥协，只可惜马新贻与张汶祥做了无辜的牺牲品。
但事实上，随着督抚权力扩大和“兵为将用”的惯性，越来越多的军队领袖，诸如左宗棠、彭玉麟、曾国荃、淮军首领李鸿章（此处可a至1896年3月28日的上海），乃至北洋新军袁世凯等，官至总督、巡抚，掌握了比朝廷更大的话语权，最终成了晚清军阀政治的先声。
历代评价
1、新贻官安徽、浙江皆得民心，治两江继曾国籓后，长於综覈，镇定不扰。
——《清史稿》
2、湘军亦成为开创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
——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