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这两个字对于明朝人来说，曾是不可触及的禁忌。朱棣对于建文旧臣和拥护者的追杀几乎贯穿永乐一朝。“诛十族”、“瓜蔓抄”这些绘声绘色的恐怖故事，更是让建文四年的这场皇位更替充满了恶心的血腥味。

可是，笼罩在明朝上下的恐怖氛围，内里却是一张可以任人描画的白纸。靖难之役的绝大多数一手史料，都经过了朱棣的毁灭或者篡改。建文朝廷这四年来的改革方略、南北交战的具体情况，甚至将领的名称都因为档案的毁灭而不可考。

朱棣他做到了让一个时代的真相，逐渐随着时间消失在天下人的脑海里。这一点，他和朱元璋倒是颇为相似。南诏和大理国的历史成谜，也是由于朱元璋手下的明军灭元梁王之后焚书造成的。

当然，光抹除真实记忆的同时，如何填补这一段空白，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于是乎，《奉天靖难记》应运而生。在这本撰者不明的所谓历史纪实作品里，朱标和朱允炆父子成了铁打的反派。以仁慈著称的大哥朱标，被安上了诅咒父皇的罪名。关于朱允炆的记录则更是光怪陆离，为了渲染他荒淫无度的形象，书里甚至编出了兽交的桥段。

能肯定的是，《奉天靖难记》是受朱棣的命令编撰的。因为后来《明实录》中建文帝时期的诸多史事，都能看出是脱胎于此书。只不过，《实录》中删去了那些过度离奇的片段。可能连朱棣自己都觉得将这等故事收录入国史，恐为后人取笑。

但上天偏偏和朱棣开了个巨大的玩笑。靖难之役的真容固然随着史料的销毁而难以为后人所知，可民间对于建文帝的感情却与日俱增的深厚起来。包括自己的儿子，皇太子朱高炽对于建文帝的态度也颇为值得玩味。朱棣前脚咽气，后脚朱高炽就在长陵功德碑中称建文一方为“朝廷”，等于间接承认了建文帝的地位。

而当年因为追随建文帝而死的臣子，自宣德一朝开始，便在民间得到了隐秘的追崇。根据残余资料中的只言片语，学者们已经大略肯定建文帝时期的改革纵然有过于理想的因素在，然在大体上的确是针对洪武末年的弊政下药。民间对于建文一朝的追思，以江南地区为最，朱棣到来时的战火纷飞跟建文朝“四年宽政解严霜”的对比过于强烈，这直接导致了老百姓产生类似“今不如古”的疏离感。

从这方面讲，朱棣输了。毕竟他毁史的目的，是为了抹去建文帝的影子。然而，这个目标并没有达成。

到了正德、嘉靖时代，有关靖难史事的叙述走向了一个极端。方孝孺被割舌、景清被铁帚"刷肉"、铁铉被肢解和练子宁以舌写血书的故事几乎都始于此时。各路文人纷纷将如此血腥残暴的结局，加诸在靖难殉死之臣的身上，使得他们身上忠义的标签愈加深入人心。此时甚至出现了为了争夺靖难死臣家乡的名号，两个县之间产生的纠纷。

可以说，建文帝、方孝孺这批人得到了几乎全国上下的追忆。不过，这明显是以朱棣的尊严为代价。当今皇上一脉毕竟来自于朱棣，该如何平衡心底的认同与现实的权威呢？“建文逊国说”由此诞生：南京城破之后，建文帝是主动让位离开京城，从此渺无踪迹。朱棣是接受了禅位，合乎正统。

事实上，也就是在明代中期，建文帝出逃的故事日益丰满起来。从西北到西南，以及江浙各地，都涌现了一大批与建文帝有关的遗迹。尤其是云贵巴蜀一带最受人瞩目。到了明朝后期，出现了《致身录》等伪书，书中作者以建文帝陪臣的口吻，叙述了建文君臣自南京出逃后的旅程，一时之间种种传言甚嚣尘上。

今天青海省乐都，保存有一座明代皇家的敕建寺庙瞿昙寺。瞿昙寺的主殿隆国殿，完全模仿自北京皇宫奉天殿的格局建造。

隆国殿建于高大的石刻须弥台座上，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四周出廊，重檐庑殿顶。殿内建筑无论从大木结构、斗拱形制、还是细部隔扇“蔟六雪花纹”、枋头“霸王拳”、屋顶吻兽小跑、平座滴珠板、鼓镜柱础，均与故宫建筑一致无二。

值得注意的是，隆国殿两侧还保留了全国仅存的抄手斜廊实例。据称当年明朝奉天殿两侧就安置了抄手斜廊，但是清朝重修时，考虑到连廊往往会令火灾扩散，所以并未重建。

为何这座僻处西北的寺院，能得到按照皇宫的规格营造大殿的殊荣呢？当地传说，这正是由于建文帝逃离南京之后，隐居于此。等到朱棣驾崩后，朱棣的孙儿明宣宗朱瞻基得知了此事。虽然不能为建文帝复位，但却派人特意来此建造了隆国殿，命建文帝在此颐养天年。

既然你曾经是皇帝，那我现在便给你皇帝的待遇吧。

当然，这样的说法不过是捕风捉影的民间杂谈。瞿昙寺建造的原因在《明史》中写得非常清楚：

“初，西宁番僧三刺为书招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立西宁僧纲司，以三剌为都纲司。 ”

番僧三剌以他崇高的威信协助明太祖朱元璋招抚青海当地信仰佛教的各部落。为了表彰他的功劳，朱元璋亲令建造瞿昙寺，并赏赐了御书匾额。

至于隆国殿，虽然确实建成于明宣宗时，但从殿内供奉的“皇帝万万岁”木牌便可看出，这是为了当朝皇上祈福，跟建文可没什么关系。

不过，瞿昙寺的故事已经足以说明，建文帝逐渐化为了一个高光的文化符号。

而朝廷，对于民间追崇建文帝的态度，也颇为模棱两可。甚至于，朝中大臣们也认为应该嘉奖建文时期殉死诸臣，以勉励天下忠义之士。从明孝宗开始，为建文帝复位的建议就不时出现在朝堂之上。皇帝的也屡屡下令礼部等商议具体措施，可碍于朱棣的颜面，提议往往无疾而终。直到万历时代，才终于在全国性的舆论声中，恢复了建文年号。清军入关后，危如累卵的南明朝廷在短短数个月内就完成了对建文帝的帝号追复以及诸殉臣的上谥。明显这是以建文朝的例子激励当下士民。

那么，建文帝的生死到底如何呢？正如上文中说的，建文朝历史的著述大多都是正德之后的文人辑录各种资料增补追述的。建文流亡的故事，因为这些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野史而难以捉摸。但明朝一等一的史学家，王世贞和钱谦益，他们都认为建文帝彼时逃出生天，这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毕竟王钱二人能接触到的资料要比今天多得多，更别提钱谦益以研究明朝国初历史闻名，家中收藏了以千万计的史料。或许，正是其中透露了什么秘密为钱谦益所知。可惜的是，钱谦益搜集的资料最后都因为藏书楼着火而付之一炬。

《建文记忆》，是我所见最精彩的梳理明朝有关建文史事记录演变的作品。记忆的毁灭与重构，这个话题近些年来被屡屡提起。我们今天对于建文皇帝的记忆，几乎全部来自于明朝中后期的民间野史，就是最佳的例子。后来，这些野史逐渐渗入了明朝官方的记录之中，比如到了天启一朝，方孝孺被“诛十族”的说法已经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实录》里。连皇室都相信了这个杜撰自民间的传奇。

也许，这就是记忆的空白最恐怖的地方。你可以随行大胆的在群体记忆中添加你需要的东西。即便这个故事漏洞百出，但最终一样会随着时间慢慢变得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