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听说，自己最讨厌的高丽人，又要来了。

厌恶，厌恶到难以接受。苏轼完全不理解，朝廷为何放着江浙的贫民不去救济，而把数不尽的金银财宝投入到款待高丽使臣的种种活动里：

“光明州、润州这七个州府，每年按惯例给高丽来使的拨款就有两万四千六百贯。如果加上高丽人上京途中经过的淮南一带的开支，以及在京城招待他们的花费，怕是没十几万贯钱下不来......要是把这笔钱拿来救济浙西的饥民，可是能活几万人呐！”

杭州的客店之中，用银盏装的一杯茶，不过一文钱。而一贯钱，在那时能买上一石米。

更何况，苏轼心知肚明，等这些人到了京城之后，皇帝还会拿出各种珍贵的香药、丝绸、书籍以及能工巧匠们打造的器玩，毫不吝惜的赠予他们作为赏赐。

苏轼记得二十年前，大宋的神宗皇帝知道高丽国王王徽患上风疾后，几乎把全国各地产出的珍贵药材一样挑了一份送去：

“琼州沉香、广州木香、康宁府铁粉、东京鈆霜、邕州自然铜、广州血竭、阶州雄黄、西戎天竺黄、并州石膏、郓州天麻、西戎安息香、寿州石斛、怀州牛膝、齐州天南星、益州芎藭、齐州半夏、银州柴胡、夏州肉蓰蓉、蜀州大黄、代州鹿角胶、原州甘草、真定府薏苡仁、台州鸟药、苏州麦门冬、定州枸祀、商州枳壳、北京山芋、东京郁李仁、柳州桂心、西京菖蒲、蔡州丹参......别赐牛黄五十两、龙脑八十两、朱砂三百两、麝香五十脐。”

药材本身贵重也就罢了，大宋还特别用了一只重400两的“金镀银鈒花盒”来进行包装。另外下赐的11瓶御酒也是如此，全部封在一千两重的金镀银花瓶里。

而这些东西，用多少贯钱这样的概念可是无法衡量的。

当然，苏轼对朝廷亲近高丽的态度如此厌烦，不仅是因为这些阿堵物的关系。大宋北方，可有个劲敌契丹在啊。

高丽，与宋朝隔海相望，却和契丹接壤。高丽王早年也曾向宋朝称臣纳贡，但在契丹的军威之下，最终放弃了跟宋朝的宗藩关系，两国断交了四十多年。

现在，时代变了，大宋自从神宗皇帝历行变法开始，一转过去保守收缩的外交方略，积极联系附近诸国，试图恢复“汉唐旧疆”。高丽的战略价值，由此重新被宋朝重视了起来。如果哪天大宋出兵北伐，高丽愿意在背后出兵呼应，那岂不是事半功倍？

正是因此，宋神宗之后的各位皇帝，对高丽来使都嘘寒问暖，高丽人的待遇一度比肩和宋朝兄弟相称的契丹，远不是西夏能比拟的。

但是，施恩就真能得到回报吗？

苏轼不相信。

“我听说朝廷赐给高丽的财物，大半都被高丽转手进献给了契丹。虽然只是风言风语，但契丹实实在在拿着高丽的命脉。现在想想，若不是得到了契丹的许可，高丽难道敢背着他们重新和我们大宋来往吗？这事恐怕一开始就是契丹想借高丽窥探我大宋虚实的阴谋！”

“从熙宁到元丰，这十六七年间，高丽人来朝沿途各地都要为他们提供旅费、建造船只和客馆，所耗费的钱财难以计数。高丽人每来到一个地方，就要购买当地的地图和书籍，这不是刻意搜集情报吗？”

宋朝希望以丰厚的经济报酬打动高丽，将来好为我所用。但在苏轼眼中，这不过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而已。有谁会为了一个千里之外的友邻，去得罪近在咫尺的大哥呢？

更令苏轼担忧的事情还在后面。宋朝商业繁荣，出海往异国经商的百姓越来越多。即便是在宋丽断交时期，违禁出海前去高丽的商贩也屡屡有之，如今更不用说了。不久之前，苏轼就接到报告，一个叫徐戡的人，接受了高丽王3000两银子的订金，为高丽王室在杭州雕造《华严经》的经板2900多块。

自从辽国占领幽云十六州之后，连山东半岛都成了邻近边境的地方。唐朝时候从山东登州前往朝鲜半岛的航路，受到了很大威胁。一个不小心，出海的宋人就会漂到辽国境内。这样下去，指不定哪天，朝廷的机要秘密就会因此泄露。所以宋朝在神宗之前，多次申禁，不准百姓前往高丽贸易：

“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

然而时移世易，元丰八年九月十七日，宋神宗将这条禁令取消了。此后宋商前往高丽自不必说，有些奸民还打起了新的主义，假借去高丽的借口，骗得出海的许可文书后，却带着货物驶向辽国境内贩卖牟取暴利。

苏轼就亲自处理过此类案件。一个名叫王应升的商人，“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官府还在王应升的货船上，搜到了两道祈愿符“过海祈平安，将入大辽国”。这可真的是铁证如山啊。

如此一来，宋朝的国家安全也不免受到威胁。虽然澶渊之盟后，宋辽未发生大规模战争，但彼此之间暗涌可从未停息。趁着西夏崛起，宋仁宗时，辽国强逼宋朝增加岁币，并采用“纳币”的说法。“献”与“纳”，都不是地位平等的两国之间该用的词，可见辽国故意为之，就是想让宋朝矮自己一头。但无奈国家军力孱弱，宋朝只能忍下这些羞辱。

其实，要是这些商人生在大唐，去高丽买卖又能如何呢？可在北宋便没有这样的好运了，为高丽王雕造《华严经》的徐戡，被处以流放一千里的刑罚。

苏轼能做的，只有这些。在党争里无数次辗转的他，无法动摇皇帝的心愿。宋朝依旧将高丽看做可靠的盟友，而高丽也乐得在宋辽之间左右逢源。

谁知，天意弄人，一个名叫“女真”的部落悄然在东北兴盛起来，名叫阿骨打的首领背弃了辽国，建立了属于他的国度“金”。

真要说起来，完颜阿骨打的祖先函普，曾经寓居于高丽平州境内，所以就连阿骨打都曾热情称呼高丽为“父母之国”。只是，高丽和宋辽万万想不到，这个过去衰落只能四面朝贡的卑微部族，竟然在短短几年之内，便连着灭了辽和宋。宋朝的太上皇（宋徽宗）与皇帝（宋钦宗），以及宗室百官、伎乐工匠，都成为了女真的玩物。

在汴京失守之前，宋钦宗曾派人送了一封求援信到高丽。内容很直接，请高丽念在神宗皇帝以来数位帝王厚待的恩德，在背后起兵捅金国一刀，以解汴京之围。

而结果，正如苏轼过去预料的。高丽王对来使表达了关切之后，委婉的拒绝了这一请求。

那么宋朝呢，死心了吗？并没有。宋高宗在南京即位之后，很快又派了使者前往高丽。

他的目的，和弟弟宋钦宗并无不同，女真俘虏了我朝的两位皇帝，拘禁在东北。希望高丽能借道给宋军，这样宋就可以从海上迎回二圣了。

这个计划过于异想天开，高丽拒绝的理由也十分充分：

“天子啊，不是我们不想帮您。但您仔细想想，您能够从我们这借道迎回二圣，万一将来女真人也派一波使团过来，要向我们借道从海上攻打贵国的江浙一带，那到时候我们这个小国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实在好计。

宋徽宗和宋钦宗再没有机会活着回到故国。但北宋和高丽的那段往事，却至今有迹可循。

宁波月湖的东北角，有一座很小的展厅，展览的主题是“明州与高丽交往史陈列”。不过，这个展厅里的文物只有两件，是宋徽宗政和到宣和年间，明州知州将有关建立高丽使馆并为高丽人制造船只的宋徽宗御笔诏书摹刻而成的石碑。宋徽宗那超凡的书法造诣，在这两块石碑中展现的淋漓尽致。

1127年，北宋灭亡的那一年，距离宁波高丽使馆的设立，刚好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