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这部由维克多·雨果于 1862 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法律的命运》。小说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故事主线围绕主人公罪犯冉阿让试图赎罪的历程，融进了法国的历史、建筑、政治、道德哲学、法律、正义和宗教信仰，堪称一部时代巨著。

主人公冉阿让是个穷人，因为偷一条面包救济7个外甥，而被判五年徒刑。由于他不信服不公的法律，加上倔强不惧强权的个性，使他因屡屡越狱而致罪刑加重。身陷牢狱与手铐脚镣相伴十九年之后，他终于获得一纸假释令——然而这张黄色的自由状纸，并未让他在社会上取自由，反而处处引来歧视，使他流浪街头。

笛涅的主教米里哀好心收留了他。夜半时分，多年来穷困的习惯让冉阿让故态复萌，偷走了主教家的银烛台。不料半途被捕，警察将他送往主教家中对质，主教却没有揭发，反倒为他撒谎，说银烛台是赠送给冉阿让的礼物。警察悻悻然走后，冉阿让跪求原谅，撕碎假释信，发誓重新做人。

八年过去，冉阿让的确履行了当年的誓言。他易名为马德兰，成为了蒙特里市受人爱戴的市长兼工厂厂长，以慈善闻名。这时，工厂女工芳汀正遭受着凄惨的际遇。她年轻时遇人不淑，生下女儿珂赛特后只能独力抚养。重病临死前，她将珂赛特托付给得知真相后的冉阿让照顾。

故事中的正义代表是刑警沙威。他坚信法律的正确无误，也相信公正必须以铁血捍卫，而慈悲宽恕只会滋生更多的犯罪。对于“逃犯”和屡次越狱的冉阿让，他无法原谅、深记在心，誓将其抓回牢狱。事有凑巧，当他在蒙特里市怀疑冉阿让就是他追查的逃犯时，昏庸低效的刑警们却抓到了长相相似的流浪汉商马第——他受诬偷苹果而被捕——警察、法官和证人竟然一致认定，他就是那个逃脱的苦役犯冉阿让。

冉阿让得知此事后，不愿让商马第替自己受牢狱之苦，毅然来到法庭，承认自己就是冉阿让。此时的沙威，已多次目睹冉阿让高尚的人格，最终决定放他生路。然而身上所压的司法与正义枷锁，使沙威内心备受煎熬，投河自尽。

雨果是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之一。浪漫主义得以产生的前提，在于它和启蒙思想联系在一起，是文学民主化的表现之一；但另一方面，浪漫主义恰恰将重点放在了个体与整个世俗化社会的抗争上——这是浪漫主义一个非常有趣的表现：呈现这个社会，是为了更好地与之抗争。

早在1840年，当雨果拟定《悲惨世界》的框架时，他将小说划分为“一个圣人的故事”、“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孩子的故事”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等四个部分。这四个故事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内容。与这四个故事相似的众生相，则构成了那个时代法国的真实原貌。与《巴黎圣母院》将叙事时间定格在十五世纪路易十一治下不同，《悲惨世界》的叙事时间是雨果真正的“当下”，他从一八一五年写起，主要的叙事时间延伸至一八三二年巴黎起义。

1862年1月1日，《悲惨世界》在被他称为“奥特维尔别馆”的住所问世。彼时，雨果正身处流亡之中。为了保障家人返回巴黎后的生活，他需要为这部新著卖个好价钱。此时，有个叫拉克卢瓦的比利时出版商，主动找上门来，打算以30万法郎（约折合现在600多万欧元）购下此书12年的版权。然而他读完书稿后，感觉处处是沉重，景景是悲凉。特别是雨果在书中以写政论般的激情，大段大段地抨击时弊，解构人性，批评法律。于是他建议雨果对这些段落进行删节。雨果坚决拒绝，“轻快而肤浅的喜剧只能获十二个月的好评，而深刻的戏剧则会获十二年的成功。”

最终，拉克卢瓦同意一字不改地出版此书。果然，《悲惨世界》一问世即大获成功。六年之内他不但收回所有投入，还净赚51万7千法郎（约折合现在1000多万欧元）。而《悲惨世界》显然不是仅像雨果所说的，获得“十二年的成功”——它被多次改编为电影或戏剧。至于今天的法国，尽管已经沉重或轻巧地翻过了这一页，但那些关于秩序的不公和法律的无能，以及“世有良心者”无尽的批评疾呼，对穷人命运的同情，都已被雨果之笔永久地记录在案，不容抹去。

或许正如他在《悲惨世界》序言中所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