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烦躁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即便是对卡夫卡不甚了解的读者，也大多知道《变形记》这个著名的开头。

作为卡夫卡最重要的中篇小说之一，它讲述了一个年轻的旅行推销员的故事。作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主人公格里高尔某天突然变成了一只甲虫 ，虽然仍保留着人的思维和感情，他很快成为家人眼中的负担而遭到厌弃，并最终在绝境中死去。

人们很容易把《变形记》作为一部政治寓言。在写作《变形记》时，卡夫卡已经热情地接受了极左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信仰，导致一些人把格雷戈尔看作无产阶级的替身，把他的家庭看作大众。而主人公的转变则代表着资本主义下人的异化，从家人在他死后的解脱，和他对于自身死亡的坦然，都显示，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件失去了所有社会价值的商品。

但随着《变形记》在 20 世纪日渐成为世纪文学经典，人们就慢慢形成共识，认同《变形记》状写的是“人”的某种可能性。昆德拉就是这般评价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的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没有一个准确的时代和社会背景的铺设，卡夫卡笔下描述出了一种现代人的普遍困境，诠释了人的异化。

用高度的写实主义来承载新奇虚幻的主题和内容，是《变形记》的一个重要艺术特征。虽然中心事件是荒诞的，但作为中心事件的陪衬物却真实可信。主人公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以及各自的行为特征都符合现实生活的必然逻辑。《变形记》中，叙述者不仅借用了格里高尔的有限视角，也借用了其他次要人物的有限视角。小说中的事件不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物对事件的反应。

恐怖、幽默、超现实主义，对于卡夫卡来说，动物的意象贯穿于其整个写作生涯，成为他的一个标志。他试图以此试探人和人之间、人和世界之间存在的一切不可预设的结果，表达现实社会中隐秘存在的可能性。在这之中，甲虫始终是一个核心的意象。

它的起源被广泛联系到卡夫卡和父亲的关系中。1919 年前后，卡夫卡给父亲写了一封三万字的长信，信中谈及一个细节，说当时德国有个犹太演员叫洛维，到布拉格演出，卡夫卡非常喜欢这个演员，把他当作朋友，但是他的父亲知道后就骂这个演员是甲虫。他的书信里多次谈到，卡夫卡在他父亲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只甲虫：我承认我俩互相斗争着，不过斗争也分两种，一种是骑士的斗争，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他有一部早期作品叫《乡村婚礼》，那部作品里他已经想象自己是一只甲虫，躺在床上不想去见他的未婚妻，而他的躯体则穿得衣冠楚楚踏上旅程。

这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虫子始终是一个谜团，也成为后世乐谈的话题。虽然在文章内提供了详实的描写，卡夫卡并不想具象化这个指代，原文中使用的 Ungeziefer 一词，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术语，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昆虫”。它可以让人联想到蟑螂、甲虫，或者臭虫，而这种认识带来的的混乱无力的感受，比其表象更为具体。

卡夫卡无意给格雷戈尔贴上任何特定的标签，甚至试图禁止外界将其定性的努力。在 1915 年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昆虫是不能画出来的，甚至从远处都看不到。” 在《变形记》的原始封面上，站着一个看起来完全正常的男性形象，而不似后来的大量版本中，直接将一个巨大的虫子图像作为卖点。

当作家对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他们就会变成形容词。卡夫卡的主要传记作家之一 Frederick Karl 曾说，卡夫卡的名字“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入了语言”。“卡夫卡式( Kafkaesque )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就是当你进入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时，你所有的控制模式、所有的计划，以及你对自己行为进行配置的整个过程，开始瓦解。你不会放弃，不会躺下等死。 你要用你所有的装备与之抗争，但当然是徒劳。 这是卡夫卡式的。” 1946 年，这个词首次出现在英语中，但《韦氏词典》也承认，它因“被过度使用，以至于开始失去意义”。

《变形记》完成于 1912 年的秋天，但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介入，于出版商陷入漫长的周旋，直到三年之后才正式面世。九年后，卡夫卡去世，仍然相对默默无闻，他如今享受的盛名是在世时无法想象的。 卡夫卡擅长描写弱者的无力感，是写“弱的天才”，卡夫卡曾描述说：“我们力图了解某种弱点，当然是以开玩笑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仿佛我们要努力抓住在我们面前慢慢奔跑的小孩子。我们像一只鼹鼠打地洞，满身黑茸茸的毛，从我们打的沙洞里站出来，伸出可怜的小红脚，怪可怜的。”

卡夫卡受到后世文学家的热烈追捧，布罗德评价卡夫卡：“正是这些从可怕沉重的一生中无数的恶劣情绪和失败里面挣脱出来的柔弱的征象，这些进行一场‘不顾一切而为善所作的斗争’的征象构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场的核心、最佳之点和最本质的东西。”纳博科夫称卡夫卡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他的风格的透明度强调了他的幻想世界的黑暗丰富。 对比与统一，风格与描绘，写照与寓言无缝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