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塑造一个既能反映一代人、又代表一个民族的灵魂的人物，堪称是一个罕见的文学成就。作家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活着》做出了这样的成就。

1992年，作家余华听到了一首美国民歌《老黑奴》，歌中那位老黑奴经历了一生的苦难，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没有一句抱怨。这首歌深深地打动了余华，于是，他决定写下一篇长篇小说，以讲述中国人的底层故事。

《活着》讲述了老人福贵的一生： 地主少爷福贵嗜赌成性，终于赌光了家业一贫如洗，穷困之中福贵因母亲生病前去求医，没想到半路上被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后被解放军所俘虏，回到家乡他才知道母亲已经过世，妻子家珍含辛茹苦带大了一双儿女，但女儿不幸变成了哑巴。

真正的悲剧从此才开始渐次上演。家珍因患有软骨病而干不了重活；儿子因与县长夫人血型相同，为救县长夫人抽血过多而亡；女儿凤霞与队长介绍的城里的偏头二喜喜结良缘，产下一男婴后，因大出血死在手术台上；而凤霞死后三个月家珍也相继去世；二喜是搬运工，因吊车出了差错，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便随福贵回到乡下，生活十分艰难，就连豆子都很难吃上，福贵心疼便给苦根煮豆吃，不料苦根却因吃豆子撑死……生命里难得的温情将被一次次死亡撕扯得粉碎，只剩得老了的福贵伴随着一头老牛在阳光下回忆。

在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后，福贵不知不觉活出了生命的韧性。他只是一直在努力的活下去，靠运气，也靠本能。

在余华笔下，生命首先是脆弱的，任何不可抗力都能轻易夺走一个生命。但生命又是坚韧的，它熬过漫长的没落、战争、灾害和孤独，仍在在遍地苦难中执着的走向未知。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在这部苦难史中，有着无数《活着》主角这样的人，是他们，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悲凉底色。

从国民党统治后期到解放战争、土改运动，再到大炼钢铁运动，自然灾害时期等，作家余华经历了从大富大贵到赤贫如洗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变迁，经历了多次运动给他带来的窘迫和不幸，更是一次次目睹妻儿老小先他而去。

这样的时代大背景，死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想别的，只是活着，都好像要拼着命。可是人就是有这么一股韧劲，苦难来了，不管多苦多难，走过去。只要你没倒下，只要你还活着，再回头看时，你就又强大了一些。

人是为了什么而活？假如生命带给我们的都是苦难，那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生活？

关于这个对生命意义的哲学问题，《活着》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解答。

“活着”在中国语境中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而《活着》只想告诉人们，“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即使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即使在别人眼里如蝼蚁般平凡。人类能够与命运势均力敌，这个命题本身就足以说明人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