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是我国的14个陆上邻国之一。西藏自治区和这个千年佛国分列喜马拉雅山的南北两麓。而吉隆，就是藏区与尼泊尔交界处，一座鲜为人注意的城市。如果按直线距离来算，从此地南下，几十公里外就是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都。

也许很多人意想不到，在今天的吉隆市区不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块唐朝的题名碑。历经1400年的岁月，却依旧清晰可见。30年前，文管会的工作人员接到当地乡亲的通知，发现了这处隐秘的遗迹。

而考古工作者，很快从题铭里辨认出了一个令唐史专家们精神紧绷的名字：王玄策。

说起王玄策，他活跃于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差不多和《西游记》的故事背景三藏取经是同一时代。不过，可惜的是，因为官品并不高，所以二十四史中专门记述唐代历史的《旧唐书》和《新唐书》没有给他单独开一个“个人专栏”，没有单独列传的话，后人只能从帝王本纪里的只言片语，勾勒出王玄策的人生轨迹。

众所周知，唐朝初年的青藏高原，并不属于大唐皇帝。那个以文成公主入藏闻名的吐蕃王朝，才是这里方兴未艾的统治者。吉隆自然也不例外，这里靠近于小羊同国，彼时已经成了吐蕃人的附属地方。南方的尼泊尔亦不例外，这个被唐人称作“泥婆罗”的国家，曾在老国王死后爆发内乱，王弟和太子互相攻杀。最后，在吐蕃的支持下，被叔父篡夺王位的太子夺回了首都，泥婆罗之后也向吐蕃称臣纳贡。

可是，一队来自长安的使者，偏偏就是不合时宜的出现在彼时荒僻的吉隆。要是没有这方题铭的问世，恐怕没有任何人会相信这般光怪陆离之事。

玄奘西行的故事人尽皆知，不过王玄策比起玄奘来也不遑多让。他曾经至少四次出使天竺，往返行程加起来，未必输给取经。

那为什么要用“至少”两个字呢？正如上文所说，王玄策在史书里没有自己的本传。因此，学者们从诸多碑刻和佛教文献中，推测出王玄策可能还从海路或者穿过西域，到达过天竺。

换言之，如果把所有资料中的出使加起来，这位大哥一生或许到过印度6次。这可是要比玄奘厉害多了。

另外，还有一个并不成熟的假说，唐初有一位在西域招抚各部族，设置了诸多羁縻府州的大使王名远。有专家认为，“名远”的含义与“玄策”颇为匹配，两者应该是“名”与“字”的关系。王名远可能就是王玄策。

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王玄策先生简直是唐朝开辟西北西南的第一人物。

吉隆县的这块题名碑，应该就是王玄策出使天竺的使行途中留下的遗物。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就因为碑铭的名称闹出了个笑话。最早研究这块碑刻的学者霍巍先生，释读出的碑首文字是“大唐天竺使出铭”。之后随着各种学术论文的引用，使得大唐天竺使出铭这个名称传遍中外，甚至被收录进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但是，细想的话，“出铭”，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出国”所以才立的碑？懂一点金石之学的朋友，一定觉得这种说法十分别扭。

而就在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但廖祖桂等学者辨析后，认为“出”实际上是隶变楷体的“之”字。

某某人之铭，的确要比所谓的“出”字合理得多。可惜，《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名号已传播甚广，再想纠正只怕也困难重重。或许大家可以将它当做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美丽误会。

幸运的是，对碑铭中所记载年号的释读并不存在争议：

“维显庆三年六月，大唐驭天下之......”

这一句直接关系王玄策到底在哪次使行中刻碑的关键话语，并没有被风霜雨雪磨掉。

显庆，这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显庆三年，也就是公元658年。

唐朝高僧道世在《法苑珠林》中写道：唐高宗显庆四年，皇帝派遣王玄策前往天竺供奉佛袈裟：

“唐显庆二年，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国，送佛袈裟。”

看来，道世在作品中所记录的应该是唐高宗“颁诏”的日期，王玄策实则是到了显庆三年后才真正出发踏上了此次旅途，之后，他们取道吐蕃前往天竺，在经过吉隆时，于此题铭纪念。

《后汉书》中曾写道，国舅窦宪出动大军讨伐北匈奴，出塞达三千余里，最终在燕然山刻石记功。《大唐天竺使出铭》里同样有“燕然既迩，犹刊石以......”的句子，或许王玄策也是从窦宪的故事里受到启发，这才选择使用题铭来记录自己出使的功劳。

从玄奘取经归来之后，印度历史上的雄主戒日王就对玄奘的家乡大唐帝国很是好奇，于是他在贞观十五年（641年）遣使拜见唐太宗。两年之后，唐太宗也命李义表为正使，前往天竺颁诏于戒日王。而王玄策，就是此次使团的副使。

这时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业已经年，唐蕃两国正当蜜月期。使团一路畅通无阻的经过青藏高原来到泥婆罗国（今尼泊尔）。国王那陵提婆热情邀请李义表与王玄策共去欣赏该国名胜“阿耆婆沵池”。

“周二十步，旱涝湛然，不流常沸，家火投之，遍池火起，烟焰数尺。以水洒火，火增更炽。碎土以投，亦即然尽。无问投者，并成灰烬。架釜水上，煮食立熟。”《法苑珠林》

到达天竺后，戒日王因唐使远来，喜不自胜。不仅率群臣拜受敕书，还又献上火珠、郁金香、菩提树等名产。来到天竺的王玄策一行，也得以游览各地的佛教胜迹。他们在王舍城边，佛陀曾于此说法的耆阇崛山刻石发愿：“欲使大唐皇帝与日月而长明，佛法宏宣共此山而同固”。

紧接着，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刚回国一年的王玄策荣升正使，再次前往戒日王统治下的摩伽陀国。唐太宗也托付给了王玄策新的任务，设法引进天竺先进的制糖工艺。

一切仿佛都如首次出使时那般顺利，沿途诸国纷纷馈赠唐使各类奇珍。但当王玄策来到摩伽陀时，却是物是人非的一片光景：

“会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戒日王）死，国中大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立，乃尽发胡兵以拒玄策。”《旧唐书》

戒日王身死，阿罗那顺夺位自立。王玄策随身的护卫不过三十余骑，即便拼死反抗，连箭都射完了，也改变不了被俘的结局。各国献给大唐的宝物随之进了阿罗那顺的口袋。

自唐太宗即位，连灭突厥、高昌，又东征高句丽，“天可汗”威风八面，唐使何曾受过如此屈辱！

王玄策两次出使，境遇不吝天壤之别。他的落寞可想而知。然而，大丈夫能屈能伸。王玄策没有杀身报国，而是寻机在某天深夜，偷偷逃走了。

来时风光满面，去时惨惨戚戚。王玄策回程中的故事，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我们只知道他来到了吐蕃的西疆，以大唐使者的身份传檄诸国，借兵复仇。

岳父的使者有难，松赞干布当即发动了精兵一千二百人随王玄策讨伐阿罗那顺。而泥婆罗王见吐蕃出兵护卫唐使，更是慷慨的献上七千余名骑兵助力。

这里就要提起另一桩旧事。那陵提婆是依靠吐蕃的兵力才从篡位的叔父那里夺回了王位。泥婆罗之后就成了吐蕃的臣属。即便没有此前王玄策跟自己的由缘，泥婆罗也一定会支持吐蕃赞普的选择。

或许，这次军事行动对松赞干布来说也有特别的意义，如此良机刚好可以将吐蕃的势力扩展到天竺。

王玄策的这支奇兵，仅仅花了3天时间，便攻破了茶镈和罗城，斩首三千级。之后阿罗那顺军又有万余人在逃跑途中溺水身死。这位篡位上台的国王，压根没想到王玄策居然能凭一纸檄文翻身。惊慌失措的阿罗那顺本想聚集残军再战，但被唐朝副使蒋师仁带兵擒获。不久，蒋师仁又击败了以阿罗那顺王后为首的反抗势力，俘虏摩伽陀贵族军民一万两千多人，以及牲畜三万。

见到王玄策的兵马如此神勇，天竺各国纷纷屈膝请和，东天竺一次送来了牛马三万头犒军。据《新唐书》载，当时归降王玄策的天竺城邑足有580座。贪心的阿罗那顺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惨重代价。亡国之余，他与妻子一道被王玄策送到了长安，接受唐太宗的问罪。

我们不知道他的结局，但有趣的是，数年之后唐太宗驾崩葬入昭陵，阿罗那顺的石像还被特地安置在了昭陵玄阙之下。

如果深究原因，吐蕃和泥婆罗之所以愿意联军为王玄策复仇，到底是由于大唐国力强盛，声威远播。不然仅凭一名落难的使节，磨破嘴皮恐怕也难以打动松赞干布。

《使出铭》刻制的显庆年间，距离这场传奇战争已经过了10年之久。可王玄策无论如何也不会遗忘这段经历。眼见又要故地重游，他兴起“燕然勒石”的念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铭文出现在吉隆县，也有另一方面的意义。从王玄策的前两次使行我们就能看出，他们没有如玄奘一般选择从西域取道天竺。这等于是开辟了一条唐朝至天竺间的新通道。与王玄策同时期的《释迦方志》中就有关于这条古道的记录：

“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旦仓法关，吐蕃南界也。又东少南度末上加三鼻关，东南入谷，经十三飞梯、十九栈道。又东南或西南，缘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婆罗国。”

巧合的是，吉隆铭文中提到了“夏五月，届于小杨童之西”。小杨童即为小羊同。传世文献与碑铭不谋而合。

那么，从拉萨到吉隆之间，唐使所走的路线又是如何呢？《法苑珠林》中所引的王玄策行记，描绘了一处吐蕃国内的奇异景象，也许能给出答案：

“王玄策行传云，吐蕃国西南有一涌泉，平地涌出，激水遂高五六尺，甚热，煮肉即熟......泉中时时见人骸骨涌出......此泉西北六七十里更有一泉。其热略等。时时盛沸殷若雷声。诸小泉温往往皆然。”

换言之，王玄策曾路过吐蕃境内的两处呈西北与东南分布的沸泉泉群。它们应当就是今天西藏的塔格加间歇喷泉与如角沸泉。照此来看，王玄策当年从青海南下进入吐蕃，即沿着雅鲁藏布江溯江西进，在游览了涌泉后，经萨嘎南行至吉隆马拉山口，也就是“旦仓法关”。

显庆三年的出使，史籍中并没有记录其他的成员。我们仅能从《使出铭》的只言片语如“刘仁楷选关内良家之子六人”推断使团的核心成员大概在十多人左右。

鉴于《使出铭》刻工精湛，想来王玄策使团里也必然有专业的工匠随行。铭文中提到“时水潦方壮”，王玄策一行在夏季到达吉隆，此时正是藏区的主要汛期。他们可能因此不得不在吉隆停留了一段时间。工匠得以从容的细心雕琢，留下了这处传世千年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王玄策的儿子和侄子出现在了铭文的最后：

“使人息王令敏□使侄士......”

大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足矣。两位年轻人跟随着父辈的脚步，投身于外交事业之中。东汉班超与班勇父子经营西域的佳话，在大唐的西南重生了。

托王玄策的福，印度熬糖法传入长安。配上扬州的优质甘蔗，唐朝拥有了比舶来货更为优质的本土糖“色味愈西域远甚”。甚至于，在今天的日本，还能找到王玄策出使的痕迹。奈良药师寺的佛足迹石，就是753年时转拓自王玄策从印度鹿野苑带回的佛足迹摹本。而那部失传已久的《中天竺行记》，经郑炳林先生考证，可能就是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圣地游记述》......

再坚固的碑铭，终会随时间渐渐模糊。但这许多故事，却历久弥新，重新走到了世人眼前。王玄策在1300年前的愿望，不正是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