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被视作张爱玲短篇小说中最脍炙人口的一篇，发表于1943年，属于汪精卫时期的上海文坛，同时也是张爱玲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成熟中文的创作的第一年。

故事发生在香港，上海来的白家小姐白流苏，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身无分文，在亲戚间备受冷嘲热讽，看尽世态炎凉。偶然认识了多金潇洒的单身汉范柳原，便拿自己当做赌注，远赴香江，博取范柳原的爱情，要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两个情场高手斗法的场地在浅水湾饭店，原本白流苏似是博输了，但在范柳原即将离开香港时，日军开始轰炸浅水湾，范柳原折回保护白流苏，在生死交关时，两人才得以真心相见，许下天长地久的诺言。

死局终于下成了和棋。

乍一看是个挺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在“浪漫”的外壳下，张爱玲完全颠覆了才子佳人的传统，浪漫的爱情、为爱牺牲一切的勇气在这里不复存在。“倾城”是倾一座城（香港沦陷），成全一双人，而不是歌颂至高无上的爱情。

这恐怕是张爱玲一直擅长的——在文中写尽一切关系：男女，女人，父母子女，主仆……无不彻骨清醒而到残酷的地步。在《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一文中，张爱玲说：“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还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苍凉的人生的情义……”。由此可以看出，她并不是想创作出一个英雄美人或才子佳人的故事，而是要表现出“苍凉的人生的情义”。在描写范白的感情时，也不是浪漫的男欢女爱，而是一 场又一场你来我往的算计。

在《自己的文章》中，她再次提到《倾城之恋》：“从腐旧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将她感化成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 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也只能如此。”

身前身后，张爱玲于中国现代文学都可以说是没有同类的“异形”。她是谜。是符号，永久横亘在争论两端。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无论男女——像张爱玲这样被一些人书写成文学神话，甚而有如遗迹挖掘一般的“张爱玲学”，同时又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怨妇写作误上神坛。在不同的时代，她的作品连着她的人生都在被不断复写、补白和重构，满足着不同人的不同偏见。

“张迷”对她的出身十分熟悉：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藕则是李鸿章长女。母亲黄素琼的家族也不普通——张爱玲的曾外祖父黄翼升祖籍长沙，跟随曾国藩湘军征战太平军，最后官至长江水师提督。张爱玲自小到大都在写她的高门巨宅。6岁写了第一个故事，情节是年轻女子趁她哥哥不在家，设计了一个曲折阴谋来对付她的嫂子；7岁写了一部家庭悲剧小说。

18岁那年，她被父亲毒打禁闭，逃到母亲和姑姑处生活，却发现母亲因她的累赘而脾气变坏。她不怕写出后来母女之间那种互憎和绝望：“越是痛苦，越是可耻。我们是在互相毁灭，从前我们不是这样的。”

上世纪40年代早期，张爱玲不过20多岁，即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成名要趁早”地横空出世于上海沦陷时期文坛。1943年，张爱玲交给《紫罗兰》月刊主编周瘦鹃两部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一个星期后，周瘦鹃告诉读后感：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了一些《红楼梦》的影响，“不管别人读了如何，而我是‘深喜之’了”。在1944年《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发表后，她天才的名气已经令上海滩惊艳。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1961年发表英文著作《中国现代文学史》，里面给了张爱玲42页篇幅，并将她排到鲁迅之前，甚至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华语文坛一时耸动。

“张爱玲热”一直持续到当代。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去世后成为张爱玲新的文学遗产执行人，陆续授权出版了她生前未曾发表的遗稿。据宋以朗2010年述：“随着《重访边城》、《小团圆》、《异乡记》、《张爱玲私语录》、《雷峰塔》和《易经》的问世，张爱玲再一次成为大众焦点，其人气之盛甚至比她生前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