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世纪中期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重要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出版至今始终畅销不衰，成为世界通俗小说的典范，它亦被视作中国人阅读外国文学最好的入门书籍。

在被译作中文时，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基督山恩仇记》。和现在通用的《基度山伯爵》相比，后者似乎更有劲儿，也贴切。全书中，复仇是主线。它虽不是武侠，却像武侠一样给人阅读的快感，还带着言情的浪漫，就像童年的油画，浓墨重彩且赏心悦目。

故事的主要人物只有七位。主角邓蒂斯十九岁，是一位年轻善良的航船大副，航行归来，拿到酬金，准备孝敬父亲、与未婚妻美茜蒂丝结婚。因老船长病逝，船主摩莱尔打算请他继任船长，这引起同船押运员邓格拉司的妒忌，因为他正觊觎船长职位。

与此同时，想要加害邓蒂斯的还有暗恋美茜蒂丝的堂兄弗南和临时代理检察官维尔福。

可怜的邓蒂斯被送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十四年。

在黑牢中，他跟随已被监禁多年的法利亚长老学习语言、历史、哲学、计算等各种学问，长达十年，并经长老点拨，明白了自己的仇人是谁，发誓报仇。长老病死前，把一个巨大宝藏的秘密交给他。邓蒂斯越狱成功，前去基督山岛取得宝藏，化身“基督山伯爵”，开始漫长的报恩和复仇。

之所以爽，当然是因为邓蒂斯复仇成功了——三个仇人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最终，邓蒂斯把财产交给摩莱尔的儿子和维尔福的女儿这对年轻夫妇，带着深爱他的总督女儿海蒂，浪迹天涯。临行前，他留给世界一个背影，还有一封信。最末一行，他写道：“……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两个词里面：‘等待’和‘希望’。”他署上“基督山伯爵”外，又署了真名——爱德蒙·邓蒂斯。

小说以邓蒂斯扬善惩恶、快意恩仇为故事发展的主线，出色地运用了“悬念”“突发”“发现”“戏剧” 等手法, 在叙述上有较大的叙述密度和复杂的人物关系。这使得这部小说充满了叙述的张力。

1845年8月28日，巴黎《辩论报》开始连载《基督山伯爵》，以历时1年6个月的时间，报纸136期的篇幅，讲完了100余万字的故事。这期间的法国，洛阳纸贵，《辩论报》一报难求。甚至有痴狂的读者不惜重金贿赂报纸印刷厂的排版工人，只为了在第二天来到前，隔夜先睹为快故事的新情节。这部作品在之后流传甚广，各国拍摄电影多达十多部，单是中文译本就有二十种之多。

与当时另一通俗小说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不同，《基督山伯爵》更接近于巴尔扎克批判社会的观点。在大仲马笔下，复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大仲马和他的读者所生活的时代，被写成颠倒了价值的时代。邓蒂斯在黑牢中度过的十四年，相当于复辟王朝统治的年限，象征了复辟王朝暗无天日的统治。

有评论认为，小说并没有提出任何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基督山伯爵只能被看成是对社会黑暗发出抗议的一种力量。但这种神话般的模式，却能突出和反映社会的矛盾、人们的失望和从矛盾中产生的梦想。

小说情节也与史实相去甚远。但其实，大仲马的历史小说，一贯只是利用历史表现主人公的冒险和传奇经历。对这一点，他并不讳言：“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他同样不介意文学流派，“在文学上，我不承认什么体系，也不属于什么体系，更不树什么旗帜，娱乐和趣味是唯一的原则”“我的小说是一种介于小说和剧本之间的作品”。

大仲马出生的1802年，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为群星璀璨的时代。巴尔扎克、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都活跃的创作在那个时代。

但若论生平之传奇，上述作家恐怕都无法与大仲马比。大仲马的祖父是法国贵族，与黑奴露易·仲马生了一个儿子，从母姓，名托马斯。托马斯入伍后战功显赫，曾任中将，后因与皇帝政见不合、有黑人血统被冷落，在郁郁中死去。

当时仲马还不到四岁，家境窘困，无法得到正规教育，十四岁就到律师事务所做小伙计谋生。在那个文学繁盛的时代，有志青年都想当作家，仲马也不例外。

十八岁时，他就与朋友合写喜剧，二十一岁带着五十法郎闯荡巴黎，在一位公爵家里做文书，次年与同居的缝纫女工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亚历山大·仲马。这男孩长大后写出了名作《茶花女》。为方便区分，世人管这个孩子叫“小仲马”，他本人则被称作“大仲马”。

有分析认为，生性挥霍的大仲马所向往的是已经远去的贵族时代的奢靡生活，他所极力描绘的奇幻的异国情调，大多是“天方夜谭”式的东方情调。在《基督山伯爵》中提到“《一千零一夜》”这一名词有14 次，“基督山岛”的原型即来自《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甚至连唐泰斯站在宝藏洞口的岩石面前时，也像阿里巴巴一样大喊着：“芝麻芝麻，快开门！

出身贵族的大仲马是个极其骄傲的家伙。在人前，他总是笑逐颜开，慈眉善目。接受拥趸时，他更是乐呵呵地，“呵，我爱你们，我爱爱我的所有人”。 他用写小说挣得的钱造了一家剧院、一座城堡，城堡名为“基督山”，在门厅塑了一尊主人的石像，底座上写着：“我爱爱我的人”。

但只有看过他的传记，才会明白，他恐怕还咽下了后半句话， “我恨恨我的人”。于是他的笔饱蘸浓墨，于是邓蒂斯落地，去完成了他在这世上的复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