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末期人文主义三大散文家之一。他作为随笔这一文体的开创者，对培根、兰姆、帕斯卡尔、爱默生等后世作家有很大影响。民国期间，经梁宗岱等人翻译传到我国后，其深邃的思想、质朴的语言得到胡适、鲁迅、梁遇春、钱钟书等人的高度评价。

但蒙田与之后追随者的絮语体散文的取材有所差异，比起后者对世俗生活中的人情物态、物化细节的偏好，蒙田笔下的话题多为伦理范畴的抽象化论题，比如谈论死亡、撒谎、偏见、悔恨、毅力、想象力、虚荣、友谊、良心、信仰自由。

《随笔集》3 卷一共 107 篇，文章长短不一， 短则千百字，长则十万言，如突显蒙田怀疑主义思想的《雷蒙·塞邦赞》，洋洋洒洒十几万言。

《随笔集》内容包罗万象，形散神聚。写法上随意挥洒，以自由、 潇洒、隽永的笔画出心中所思所感，内容贴近生活，逸趣横生，随感而发，尽意而止，表现出一个隐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忧虑。

蒙田的思想划分为多个阶段，每一卷的写作方法也不同。第 1 卷、第 2 卷 《随笔集》是蒙田10 年隐居塔楼的作品。期间，蒙田博览群书，主要从古籍中汲取各学派、诗人、哲学家的思想，将其摘录，融合在随笔中，这是早期蒙田随笔集的最大特点。

《随笔集》第 2 卷、第 3 卷从整体上看比第 1 卷篇幅有所增加，而第3 卷中每一篇文章的长度都相当于第1卷《随笔集》中每篇文章的 6 倍左右。其二十多年的随笔写作中，越往后个人色彩越浓厚，名言警句的引用明显减少，有关个人生活、感想的自传性材料在后来的增补版本中不断被添加。

“我在书中的形象是我的真实写照，所以，为能从我身上提取更多的东西，我必须经常训练和塑造自己 。”就如蒙田所说，他创作了随笔，随笔也塑造了他。

《随笔集》重在于抓住思想的流动，揭示出思维的过程，引起思考和辩论，并不轻易盖棺定论。读者经常看到蒙田上一秒还在探讨的某个观点，下一秒又被另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推翻，作者不断与另一个自己对话、争辩。《随笔集》记录了蒙田多年的孜孜不倦的思考，反映出他的思想发展历程。

蒙田3 卷 《随笔集》的内容，是个人生活、经历和思想的呈现，多写于旅途中、餐桌上、马背上，往往在旅游、吃饭时有所感悟，便立刻让随从记下，以免过后忘记。《随笔集》中包含大量古代逸事、各地的习惯风俗等，几乎每篇都有涉猎。

在《随笔集》中，自我是种种思考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好几年来，我只把目标对准我的思想，我只检验和研究自己; 我若研究其他事，也是为了在自己身上———或更确切———在自己心中得到印证” 。蒙田在讨论某一问题时看似漫无边际，却不时回到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上来。因此也有人说《随笔集》是现代自传的先驱。

蒙田在写作《随笔集》时，一直强调自我坦诚，希望人们看到的是不受歪曲的蒙田的真实画像，对自己的弱点和错误不加隐瞒。这样以来， 随笔的写作对他的行为产生了某种约束，也就是蒙田所说的自我塑造。

须知，在中世纪文化中，只有属于不同阶层的某一类别的人，没有单个的人。在那时的宗教观念中，包括创造在内的一切都来自上帝，蒙田认为自己创造自己，显然是新时代的观念。

16世纪的法国，加尔文在瑞士进行的宗教改革正在蔓延，以纳瓦尔国王为中心的新教教派与以巴黎为中心的旧教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斗争，并在1572年达到顶峰酿成血流成河的“圣巴托罗缪之夜” 。正是这一年，蒙田辞去波尔多最高法院职务赋闲在家开始创作《随笔集》。

经历长达三十年的法国宗教战争，蒙田深刻体会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些纷争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有关，也与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各执一词、自以为是有关。认识到个体的差异，尊重差异，就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和苏格拉底一样，蒙田赞成要有“内心的主见”，学会判断和怀疑。他强烈反对毫无批判地接受同时代人对于行为和标准所持的传统观念。

比如，他抨击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伦理观念，认为那种建立在“别人的赞同”基础上的荣誉“是极不可靠、极不稳固的”。又如，蒙田对所谓“野蛮人”的概念作出的自己的议论十分精采，他说“我发现在这些民族身上毫无野蛮之处，只不过人人都称与自己的习俗不同的东西为野蛮罢了。”

就像茨威格在他的《蒙田》传记中所写的，“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经历种种失望，蒙田自由地、不受蛊惑地思考，对像我们这样一代被命运抛弃到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人来说，最有裨益。”

正是蒙田所处的时代，促使他创作出《随笔集》。因为启蒙了同样处在战乱中的后辈，《随笔集》才一代代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