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因：前632年，城濮之战；后果：前597年，晋楚邲之战。
前因
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楚军大败，晋国大胜，称霸中原。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问鼎中原。
从城濮之战惨败于晋国，到有资格问鼎中原，楚国是如何实现绝地反杀的？
楚庄王当政以前，楚国的内政外交都有若敖氏把持，他们甚至对继任国君的人选也有很大的发言权。
从楚庄王的爷爷开始，王室和若敖氏的权力之争就不断升级。公元前614年楚庄王登基，楚国上下都盼新任君主能给国家带来一些起色。
但楚庄王似乎让大家失望了。
刚即位的时候，楚庄王终日买醉，纵情声色。朝中老臣纷纷劝谏。楚庄王却嬉皮笑脸地说：“家国大事有今尹虞丘子、公子燮打理就行，不用我操心。”楚庄王口中这三个人，都出自若敖氏。
楚庄王也向若敖氏屈服了吗？
其实不是的。楚庄王一直对卿权干扰王权的情况如鲠在喉，但他刚刚登基，还没有能力反击，所以不得不隐忍。这一忍，就忍了三年。
就是在楚庄王蛰伏期间，发生了一件流传甚广的故事。
有个楚国的大夫，叫伍举，是个贤臣。最初别的老臣纷纷进谏楚庄王，让他积极打理朝政之时，他冷静旁观，到所有人不再过问楚庄王的时候，他反而独自去见楚庄王。
看见伍举，楚庄王将他迎进来，二人你一杯我一杯，喝起酒来。借着酒劲儿，伍举给楚庄王讲了一个故事 ：“楚都最近发现了一只极为美丽雄健的五色大鸟，半似孔雀半似凤凰，栖于山中百年梧桐树上，三年不飞不鸣，不知在等什么。”
楚庄王明白伍举的意思，回答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我心里有数，你下去吧。”
楚庄王苦等的时机，就出现在公元前611年。
面临内忧外患，楚国内部分出了两派，一个是逃跑派，以若敖氏为首，建议大家集体迁都到阪高；一派是主战派，以楚庄王为首，提议伐庸，正面硬刚。
这样一划分，楚国朝廷内部就很微妙了。
若敖氏之所以在楚国位高权重，甚至堪比国君，就是因为之前每次楚国遇到重要关口或者重大困难，都是在若敖氏的帮助下挺过去的，所以国君对若敖氏非常忌惮。
但是这次，面对庸国公然强取豪夺，若敖家族却从里到外选择当了缩头乌龟，楚国历史上最卑小的公卿大族都没这么窝囊过。
楚庄王正是看准了若敖氏的这个信任危机，准备“一鸣惊人”。
不过由于朝内若敖氏的反对，所以楚庄王能够调动的军队有限，只能调动地方军出战。所以刚与庸军相遇的时候，接连失利。看到楚国失利，若敖氏趁机又在朝野中宣扬避战的好处，楚庄王再度陷入了危机之中。
这时候，楚国内的一个主战派的大臣驳斥了若敖氏的逃跑计划，并认为既然楚国已经失利，不如将计就计，继续伪装溃败，一方面可以让庸军放松警惕，二来可以积蓄我军士气，如此便能取胜。
楚庄王认可了这一战略，让楚军佯装败北，连续输了七次。
庸人一路打一路胜，很快就骄傲起来，认为楚国不足为惧，放松了警惕。得到消息的楚庄王，在第八次庸楚战争中亲赴前线，联合秦国对庸国发动了致命的攻击，一举灭庸。
对楚庄王来说，这一战的胜利有一石三鸟的功效。
首先，战胜庸国，楚国得到了他国的战略资源，缓解了楚国内部的饥荒；其次，楚庄王亲征灭庸，树立了王权至高无上的权威，楚国的君主权力得以集中。最重要的是，在联秦国灭庸的过程中，若敖氏一直置身事外，在楚国的这一重大危机面前，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无能，丧失了权威。
楚庄王借机，名正言顺的大举清洗了若敖氏和其他连带的公卿大族，反而将孙叔敖、伍举、苏从等贤才提拔上来。同时在楚国进行了政治经济上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的人员有数百人之多。从此，楚国大治。
理顺了大后方的楚庄王，开始心无旁骛的北上争霸。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向周王问鼎；公元前597年，称霸中原，楚庄王亦成为春秋时期第三位霸主。
后果
公元前597年，晋楚邲之战，晋、楚争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较量。
结论：楚国的这次内部清洗，实际上指向的是春秋时期，所有国家都要面对的根本问题：君权与卿权之间的争斗。晋国斗败了，导致三家分晋，国家灭亡的结果；楚国斗赢了，于是问鼎中原，楚庄王也成为了春秋的霸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