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努力邀请人们进场，想要回到的不只是从前的电影乌托邦，而是走进一种未来的视域，因此我们所向往的过去在前方。”
疫情对电影节最直观的影响，是抢不到票。
按照现行观影政策，单个影厅的上座率不能超过30%，要看电影，就得上网预约。在我们抵达西宁的当晚，开幕片《新星》0点准时放票，从开放预约到约满，也就一眨眼的功夫。买好观影证的影迷约不上，媒体群内也一片哀嚎。这可能是FIRST青年影展全程最难抢的片子，还好，我们运气不错。
开幕片定在青海大剧院放映。但在进入放映的音乐厅之前，先要路过一条长长的等候队伍，这些都是等着补位的观众。据说早在10点钟的时候，大剧院的门口就已经排了上百余人。穿过羡慕的眼光，和不断报错的测温机器，剧场中等待我们的是FIRST投放的一百多个灰色老鼠抱枕，用来提醒观众隔位就坐。
在FIRST的放映厅，主办方摆放玩偶提醒观众隔位就坐
7月27日上午11点15分，《新星》准时开场。
虽然《新星》是FIRST的开幕影片，但准确地来说，它不是一部“电影”，而是更接近于影像作品。就如同导演曹斐所说，整个项目是“反电影的”，也没想过能在影院的场域里与观众见面。它更寻常的归宿应当是在美术馆展览，等待买家看中、收藏，再回收成本、实现盈利。
这与整个项目的起点有关。《新星》是曹斐的第一部长片，在此之前，她更为大众熟知的身份是当代艺术家，尤其擅长在熟悉的现实场景里提取意象，再做出超现实的刻画。在她的突破性作品《谁的乌托邦》里，灯泡厂的工人跳芭蕾、唱RAP、身着孔雀长裙翩翩起舞；到了画册《人民城寨》（RMB City），天安门、 CCTV新楼、东方明珠电视塔又和城中村、烂尾楼站在一起，这是曹斐创作的充满矛盾、揶揄的新中国。
创作电影《新星》时，曹斐的路径也是如此。这部长片是她的展览“HX”的一部分，“HX”即“红霞”的简称。红霞路社区在北京酒仙桥附近，离798不远，那里有一座存在60多年的红霞影剧院。曹斐介绍说，她第一次见到这座影剧院时，就想在里面拍电影。
现实生活中的红霞影剧院，图源：大众点评
这种想法当然与红霞路社区的外表有关，现在的红霞路社区属于北京城市更新计划的一部分，它保留了过去一部分集体生活的痕迹，像苏联时期的建筑群，很有“片场感”。
在曹斐看来，红霞社区还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它恰好是建国后城市发展的缩影——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的科技援助下，北京东郊的农村地带被发展成为了当时发达的电子工业园区，并诞生了不少以7打头的工厂，如北京有线电厂（国营738厂），北京电子管厂（774厂）等。这里的工厂以生产先进电话交换机、电子元件、电子设备而闻名。1957年，位于前苏联圣彼得堡的红霞工厂因为中苏合作，从技术上支援了北京有线电厂（国营738厂），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型机”的诞生。而红霞影剧院，就是当时工厂配套的福利设施，它随着社区的繁荣而兴起，又在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因为工厂改组转型开始衰落。
影片里也多次出现"红霞"
这些逐渐模糊的记忆被曹斐提炼出来，加入到电影《新星》中。曹斐虚构出一个北京东郊的电子工业区的职工小区“新星”，它既复古又赛博朋克。其中的场景大多来自738、774厂五六十年代的文本文献和物件，故事线则是受到中苏科幻小说和电影的启发。
它讲述的主要是一对父子的故事：为了做出“红霞一号时光机”，科学家将其年少的儿子作为试验品送入时光机内。仪器的错误，导致主角儿子被长期困在一个数码的、虚幻的时空，在长达40年的延迟时空中，儿子不断找寻回家的路，在时空漂移旅行中成为了“电子孤魂”。
除了历史，《新星》还讨论了代际关系，以及上一辈人的牺牲观
借由父子这条线，电影又串联出新星电子公司受到苏联援助，后又经历外国专家撤离、公司破产的“历史”。导演曹斐还非常直白地通过各种元素，明示或暗示那段历史中的事件——观众能看到一个女孩胸前挂着一块木板，上面用红色画了个大叉。而摄影师安娜饰演的外国工程师，除了承担片中的爱情线，还隐隐约约指向苏联专家撤离时带走所有图纸、资料的历史。
曹斐在片后的对谈中表示，她起初创作这个故事时，也只是将其作为引出议题的接口，“重要的从来不是故事”，甚至在影片的前一个小时内都没有明显的故事线。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不少观众在影片的前半段开始离场，这或许说明，即使是在对艺术家非常包容的FIRST影展，《新星》也显得有些“门槛”过高。
因为疫情，在新加坡的曹斐只能通过视频连线与观众交流
不过，如果是非常热爱科幻电影的观众，或许也能在《新星》中找到一些熟悉的感觉。在视觉上，电影《新星》大量使用了粉色和蓝色的搭配，让人不禁想到《银翼杀手2049》、《攻壳机动队》，同时其中又有不少蒸汽波的设计和致敬的行为。在广场上健身的阿姨，拿的是《星球大战》的光剑，面对仪器面板隔空相望的情节，又与诺兰导演的《星际穿越》有那么一点相似的意思。在片中的红霞影剧院，导演也放置了一些早期的科幻作品，父亲看的电影是《永不消逝的电波》，而门口贴的是《错位》的海报......
与FIRST前几年的开幕片相比，选择《新星》有一定的实验性质。2019年，FIRST的开幕片是《盗马贼》，闭幕片原定是《寄生虫》（后因技术原因取消），2018年的开幕片则是《大象席地而坐》，选择一部门槛较高、艺术性较强的影像作品还是第一次。负责电影节发展规划的事务总监段炼解释说，这与FIRST的传统有关，“这几年我们不断地吸纳艺术家进来，不管是以展映的方式，还是以评委的方式，都希望能把我们的评价系统再扩散开一些，而不是以非常传统的，甚至有点疲惫的电影本体（来评价）。”
颇为有趣的是，电影《新星》里的设置也与我们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巧妙的“参照”。在“新星”这个城市，因为核辐射的原因，居民们都戴着荒诞的眼罩，整个世界呈现出萧条的末日气息。而在银幕前观看《新星》的我们，也在新冠疫情下被迫戴好口罩。这或许正是电影的迷人之处，当我们跨进影院之门时，历史与未来，生活与影像，现实与科幻的界限便不复存在了。
甚至当我们在看《新星》时，也是在读某种“寓言”。在片子里，不论是算命师还是提示牌，都反复提醒着观众，“希望不在未来，也不在现在，或许在过去”。进场，回到的是过去的电影院，但电影要走向的是未来。“我们努力邀请人们进场，想要回到的不只是从前的电影乌托邦，而是走进一种未来的视域，因此我们所向往的过去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