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疫情大流行令FANNG的业绩和股价甩开传统行业，绝尘而去。今年以来，苹果涨幅超90%，亚马逊涨超50%，微软涨超48%，Facebook也涨超过10%。科技巨头们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能够让股东们欢呼不已，而在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调查面前，这恰恰成了罪状。

美东时间7月29日，美国国会召集了亚马逊、苹果、谷歌和Facebook四家科技巨头的CEO进行反垄断听证会。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这些公司就已经脱颖而出，” 众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主席戴维·西西林（David Cicilline）指出，“然而，在新冠疫情之后，它们可能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这是美国国会进行50年来的首次重大反垄断调查。”西西林向媒体表示，他如今已成为著名的科技巨头公敌。雷厉风行的西西林主导了对四家科技巨头为期13个月的反垄断调查，而这场听证会是充分准备下的重拳出击。而在这位众议员背后，两党在反垄断的立场上前所未有地一致。

在这场早有剧透的马拉松式听证会中，面对国会议员尖锐的提问，四位CEO不约而同地打出了顾左右而言它、煽情以及爱国牌。

周三的听证会不会直接影响对世界上最大科技公司的监管方式，拆分科技巨头更不是委员会能决定的事。“这需要立法行动，这是国会有责任解决的问题。一旦我们完成了报告，并提出建议，国会是否有足够勇气通过并实际颁布这些改变？我希望它有。” 西西林在听证会前公开表示。

长达5个小时的听证会与咄咄逼人的“巨头公敌”

两年前扎克伯格在国会山作证时，议员们的尴尬提问暴露了美国政治精英跟不上科技公司的活力，更不用说对其进行监管了。

戴维·西西林曾经只是安静的小组委员会里的民主党议员。受命领导反垄断调查，一年多来，西西林带领团队进行了数百小时的采访，收集了130万份文档。吸取此前对科技公司业务问询被嘲笑不专业的教训，西西林引入了对亚马逊十分了解的法律学者Lina Khan以及其他业内人士。在经过数月谈判、“威胁“、说理后，西西林把四位身价合计接近5万亿美元的CEO拉到了同一听证会上。

在公开场合和媒体采访中，西西林对科技巨头的批判、斥责喷涌而出：苹果App Store抽成30%太不合情理了，“简直是在高速路上抢劫”；号称与众不同是每个垄断者的论点；这些大型技术平台拥有的经济规模和实力可以转化为一定的政治实力；不能仅因为某人发明了一个系统或产品，就让他们享有垄断权；不应该在网络经济的“皇帝”面前屈服，创业者也不会向国王鞠躬……

西西林列出了垄断威胁竞争的三种模式：

1、每个平台都卡住了一个重要的分销渠道。

2、这些平台利用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权，监控其他公司的增长状况，商业活动，以及是否可能对自身构成威胁。

3、这些处于主导地位的平台滥用自己对当前技术的控制，以实现扩张，而其手段往往有害，且有破坏性。

具体到各家公司，亚马逊被质疑平台与第三方卖家的不平等竞争。亚马逊CEO贝佐斯称赞亚马逊为卖家所做贡献同时，强调公司遇到的巨大风险，称“沃尔玛规模是亚马逊的两倍多”。他用父母的故事把自己塑造成美国民主成功的幸运和谦卑的榜样。

据在线研究工具Statcounter数据，谷歌在搜索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为92%，它被指责窃取其他网站内容，利用垄断的搜索引擎“围墙”从广告中赚钱。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否认垄断，称有很多竞争对手。

Facebook的CEO扎克伯格面临的是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证据，证明扎克伯格购买Instagram是为了消除竞争对手，扎克伯格则将其描绘成帮助产品壮大的美国成功故事。“Facebook是一家引以为豪的美国公司。我们相信美国经济赖以生存的价值观，即民主、竞争、包容和自由表达。”扎克伯格强调Facebook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竞争对手。

苹果CEO蒂姆·库克则避重就轻，强调苹果“远不可能是消费者的唯一选择”，各个业务领域“都没有占据市场份额的主导地位”。 面对议员提出的App Store对百度的特殊通道，库克未正面答复。库克称， “苹果是一家独特的美国公司，它的成功只有在这个国家才能实现。”

在这场长达5个小时充满火药味的听证会后，西西林表示，他们的证词证实了“本次调查的核心，即反市场竞争的行为。”有些公司“需要分拆，所有公司都需要严格监管。” 委员会将发布一份包含结论和后续步骤的报告，西西林称，“我们需要确保一个多世纪以前首次制定的反托拉斯法在数字时代起作用。”

华盛顿与硅谷关系的转折

自从微软在1990年代末遭遇反垄断指控以来，科技公司没有再受到如此强大力量的审查。“这是华盛顿政策与硅谷巨头发生冲突的关键时刻，”美国司法部前反垄断官员吉恩·金梅尔曼评论。周三的听证会代表一次转折，几年前Facebook、谷歌、亚马逊和苹果因其创新和增长而成为民族自豪感的象征。

自从特朗普总统大选中，社交媒体被政治广告大规模操纵以来，对硅谷的强烈抨击越来越多。人们批评科技巨头对隐私保护不够敏感，在传播错误信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产品服务令人上瘾，跨国业务的避税计划等等。

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大型技术公司作为反垄断审查的目标。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竞选总统时提出了一项拆分大型科技公司，并将其作为公用事业进行监管的计划。这得到了一些民主党人的赞同。

自1980年代以来，执法人员一直将消费者福利的概念用作反垄断的主要考量。这通常意味着，如果价格不上涨，则市场很可能具有足够的竞争力。但科技巨头通常不会拉高数字服务或产品的价格，许多产品比如Google Maps、Instagram之类的服务并不收费。

《垄断：公司权力时代的生活》一书的作者戴维·迪恩（DAVID DAYEN）指出，四十年前，政府基本上停止了对行业集中度的监管。保守的法律理论家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称，任何使企业更有效运行的合并都必须得到批准，更大的规模通常可以提高效率。博克的理论在法院和里根政府获得了巨大的支持。

美国人随后迎来了公司合并浪潮。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初创企业的数量直线下降。更少的公司将更多的经济收益推向小规模的高管群体。美国的垄断问题不仅仅出现在科技巨头身上。戴维·迪恩认为，“随着垄断公司干预立法者和监管者，政治变得不平衡。”

FT的一篇评论文章提出，早在反垄断变得流行之前，地方的社区已经出于实际，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因与大公司进行了抗争，这为联邦一级的行动奠定了基础。“如果民主党人在11月的选举中获胜，那也可能是美国反托拉斯政策数十年来的重大转折点。”他们不仅要遏制科技巨头，而且要遏制其他更多集中度过高的行业，例如金融和制药行业，并制定更多的法规。他们正在掀翻过去40年以来的新自由主义原则，该原则以低廉的消费价格，而非高收入和工作保障来衡量经济成功。

在更长的历史时间轴上来看，自1850年以来，美国经历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垄断活动的周期，两者从未重合，直到现在。

《哈佛商业评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反垄断和保护主义周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贸易保护主义通常是由于担心对国内经济的外部影响。反垄断周期中的监管和法律干预是由国内力量推动的。“最有效的生产者受到限制，市场向效率较低的参与者开放。”名义市场增长快，但是实际增长会受到影响，因为市场上的生产效率较低。这两个周期的冲突很可能是反常的，“但大型企业通常在政府干预后苦苦挣扎两年，此后又恢复了盈利。”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live/2020/07/29/technology/tech-ceos-hearing-testimony?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questions-on-google-focused-on-its-search-engine-and-relationship-with-pentagon

https://www.theverge.com/2020/6/18/21295778/apple-app-store-hey-email-fees-policies-antitrust-wwdc-2020

https://hbr.org/2019/12/what-happens-when-antitrust-and-protectionism-cycles-coll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