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以来，世界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预期寿命大约翻了一番，那一代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几乎为每个人提供了“第二次”生命。而要谈到谁在医学领域做出了最大贡献，巴斯德当仁不让——正是他数十年来勤勤恳恳地工作，使得人们对感染性疾病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得以逐步找到与之对抗的武器。

巴斯德一生做过最著名的四件事，分别是：用巴氏消毒法拯救了法国的葡萄酒业、用显微镜发现病蚕上的感染源挽救了法国的丝绸工业、发现酒石酸的旋光性以及发明狂犬疫苗挽救生命。而他最令人称道的科学贡献莫过于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巴氏消毒法。

巴斯德出生于法国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父母虽然只是普通的鞣革工人，但极具进取心。这样的父母自然不会放松对儿子的教育，而巴斯德也相当争气，聪明伶俐的他在读书期间取得了优异成绩，进入知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师从大化学家杜马。杜马很赏识巴斯德的科学研究才能，悉心指导他进行化学研究与学习。在杜马的引领下，巴斯德沉醉于化学世界的海洋，甚至将化学比作“圣火”。

他凭借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在科学的海洋中徜徉，获得了优异的成绩。25岁时，就已经获得了物理化学博士学位，并在晶体结构方面发表了令人震惊的论述。毕业后，巴斯德更是马上投入到结晶学的研究中，建立手性的概念，开创了立体化学研究的先河。

1849年，巴斯德迎娶了校长的女儿玛丽·劳伦特。婚后不久，他就回到了实验室，在那里，开创了药学史上的一个又一个传奇。然而，三个子女在年幼时死于伤寒，激发了他对微生物和传染病的研究。

在执教里昂理科大学期间，巴斯德专心致力于教学及研究当地工业上所遇到的难题，很快他的这些研究就派上了用场。

在19世纪50到60年代，里昂的发酵工业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酿酒业也正面临着瓶颈——随着产量的增加，酿酒商发现葡萄酒在储存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变酸。因为当时没有便捷的物流网络，这种葡萄酒的易腐败性给他们带来了巨额损失。万般无奈之下，里昂酿酒商向巴斯德请教如何防止让酒变酸，巴斯德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

巴斯德首先研究了酒的发酵过程。他发现发酵液內有一种小生物生长繁殖（后来被称为酵母菌），而在变酸的发酵液中除了上述的生物外，还有另一种生物的存在(后来被称为乳酸菌)。

在19世纪中期，普遍相信酒精是由糖发生化学变化而产生，并沒有其他生物参与，而巴斯德的研究结果显现发酵需有某种微生物的存在才得以进行，且引起发酵的生物，须在无氧的环境中生活。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生物参与的发酵”理论，在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撼。

在当时，关于包括微生物在内的一切生物来源，比较流行的学说是“自然发生论”，这种理论认为现今的生物体，包括所有的生物和微生物，是在无机物中自然产生的。在这个逻辑下，生物如跳蚤可能来自无生命物质如灰尘，或者蛆可能由死肉产生（中国古代的一些关于生物的记载，譬如“腐草为萤”，其实背后也是这样自然发生论的思想）。巴斯德在研究中区分开了“可以酿酒的微生物”和“让酒变酸的微生物”之后，他研究的下一步就是要搞清楚这些微生物的源头。

巴斯德利用拉成鹅颈状的烧瓶进行实验，首先将烧瓶内的肉汤或者酒煮沸，杀死其中的微生物。烧瓶口并未封闭，外界物质如空气及微生物之孢子等仍可进入。数个月后，由于微生物的孢子虽然可进入瓶内但却会滞留在瓶颈，溶液中并没有微生物繁殖；与之相反，若将烧瓶倾斜使瓶颈弯曲之处亦可接触到溶液，则不久后就会有微生物的繁殖。

在重复多次实验后，得到的结果证实生物必须来自生物。也就是说，致使酒变酸的微生物只要被彻底杀死，在做好密封的前提下，酒中是不会再有这种微生物产生的，酒也就不会变酸了。

巴斯德利用既有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探索，发现只要在55～60℃时加热，就能杀死使酒酸败的微生物而延长酒的储存期，这使得法国的酿酒业欢欣鼓舞。1857年，巴斯德证明了牛奶变酸也是由微生物引起。

1864年夏季，巴斯德在阿尔布瓦发明了一种葡萄酒和啤酒的消毒保存方法。他透过实验发现把新酒短暂加热到50℃～60 ℃就足以杀死酒中的微生物，长期保存也不会变酸，而且不牺牲酒的口味品质。这种方法以巴斯德的姓氏命名，称为“pasteurization”，这成为后世人们处理酒类、牛奶和饮料的标准方法。

巴斯德开创的巴氏消毒法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创举。在此之后，人类食品和饮料的长时间储存运输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巴斯德也打开了通往微生物世界的大门。在巴斯德进入耄耋之年时，他在巴黎以募捐方式创立了一所公益型私人研究所——巴斯德研究所。此后巴斯德研究院对于传染病的防治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1983年成为第一个成功分离出人类免疫不全病毒的机构，对于白喉、破伤风、结核、小儿麻痹、流行性感冒、黄热病和鼠疫等疾病，也成就许多革命性的发现。自1908年起，共有八位科学家于此机构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