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霍普韦尔法院的办公室里，玛尔塔·莱昂（Marta Leon）感到自己快要吐在桌上了。

在整个新冠大流行期间，她几乎每天都去办公室报到，同时盯着Facebook上妈妈群里的内容。

莱昂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11岁，现在由一个高中生照看。而高中生也马上要开学，谁还会为了每周150美元的费用来照看他们呢？作为一个拿着助理法官工资的单亲妈妈，莱昂能承受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在Facebook群里，妈妈们称赞她的决定。一名妈妈写道：“小孩可以随时补上他落下的课程。可如果他感染了病毒，就不行了。我也希望我女儿能去学校，但我更希望她活着。”

莱昂加入了9个不同的Facebook本地妈妈群组，希望她们能提供建议，比如她的女儿应该在哪里打耳洞，或者该带儿子去哪里上游泳课。

莱昂说，在学校重新开放的问题上，妈妈们普遍观点明确：如果你想让孩子们重新上学，就意味着并不关心他们的健康；好妈妈都会把孩子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随着美国各地的学校宣布秋季的计划，职场父母们得从两难中做出选择：要么送孩子去学校，那意味着暴露在更高的感染风险中；或者让他们待在家里远程学习，可这又意味着更差的教学质量，也对孩子们的教育缺乏有效的监督。

一些美国父母正在设计其他的解决方案：找个保姆，或交换生；请个老师，和其他几个家庭组成一个家庭小班课程；再或者把祖父或祖母请来。

“他们觉得一定是母亲在想办法”

在新冠流行期间，妈妈们的带薪工作时间比爸爸们少得多。“可无论你做什么决定，”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研究性别和家庭的社会学家凯特琳·柯林斯（Caitlyn Collins）说，“你总会觉得自己很失败。”即使在非流行病时期，父母们——但大多数是母亲，尤其是职场母亲，不得不与关于育儿决定的各种意见作斗争，人们觉得自己有能力在这类问题上进行权衡。

这种判断对职场妈妈来说尤其普遍，因为她们违背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一个女人应该将主要职责放在孩子身上。

职场母亲们觉得自己的育儿决定正遭受着他人的评判，而随之而来的“母职羞耻”似乎在大流行期间加剧了。许多人说，她们会犹豫是否要在网上发布自己的育儿内容，或者与最亲密的朋友谈论她们的选择——如果你说错了话，人们的反馈会 “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

“母职羞耻是如此真实。”乔伊·拉什（Joy Rush）是一个瑜伽馆老板，也是一个9岁男孩的母亲。拉什发布了一张儿子生日派对的照片——派对在户外进行，还有几个儿子的朋友一起。照片发上网后，她在Instagram上收到了陌生女人的私信，质问拉什和她的儿子是否一直实践着适当的社交距离。

父亲们并没有经历同样的评判，柯林斯说。她说，在异性伴侣关系中，母亲仍被绝大多数人期望在照顾孩子方面起主导作用。她们往往是为这些育儿选择而 “失眠 ”的人。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家里有人生病了，或者孩子在学校里成绩落后了，母亲们会被指责“做了个糟糕的决定”。

莱昂想加入一个家庭小班课程。可在和其他妈妈交流过后，她证实了自己已经预料到的事情：这种学习方式太贵了。有些家庭小班课程每个学生单小时的费用高达25美元，比她自己赚的多。

疫情期间，舒蒂·古塔（Shruti Gupta）每晚8、9点才能到家，9岁的儿子在厨房的桌子上等着她，保姆会在她下班后回自己的家。

她和丈夫都是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一家医院的医生。没有人质疑古塔继续进医院工作、把自己和家人暴露在更高感染风险中的决定。她的朋友们似乎明白，她别无选择。但人们却热切地对这个家庭的育儿方案提出意见。

古塔的朋友们会问她是否确定雇佣保姆是个好主意：难道她没有考虑过保姆可能会在别的地方感染病毒吗？如果她没有保持社交距离呢？当古塔在Facebook上发布自己的情况时，一位母亲告诉她，请保姆 “就像判了死刑一样”。其他母亲跳出来为古塔辩护后，这位妈妈最终删除了这条评论。

可没有人问过她的丈夫谁在照顾他们的孩子，古塔说。

“人们期望男人们去工作，”她说。“所以他们觉得一定是母亲在想办法。”

柯林斯说，这些来自母亲对母亲的公开批评，并不少见；新冠流行期间的育儿决定让人觉得是 “性命攸关”的。“在风险如此之高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母亲，也会默认对其他母亲的贬低……你在含蓄地说，'我是一个比你更好的妈妈'。”

瑜伽馆老板拉什有时候甚至感觉自己顾不上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他们的身体健康必须优先于一切，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好母亲。但她同时又纠结道，孩子已经被关在屋里太久了，需要社交。

她给儿子报了跆拳道班，和其他几个孩子一起上课。“我告诉了家里的长辈，结果他们想知道所有的细节。”拉什被反复追问孩子是否保持着社交距离。

拉什觉得这令人沮丧——因为她早已考虑到了这一切。跆拳道工作室在每个孩子进入大楼之前都会测量他们的体温，并要求他们在整堂课上只站在划定的位置上。“我当时想，你问的所有问题，我作为一个母亲早就问过了。”

家庭小班课程“有罪”

而选择把孩子留在家里的妈妈们也受到了评判。

阿德里亚娜·埃雷拉（Adriana Herrera）是弗吉尼亚州伯克市的一位单身妈妈，她有一个8岁的女儿在公立学校读书。当她听说她所在的学区将在秋季每周至少举行两天的面授课程，并可以选择进行全日制远程学习时，她问女儿想要哪种方案。最后母女俩一起决定待在家里。作为律师助理的埃雷拉可以在家灵活办公，白天也会腾出时间来指导女儿的作业。

埃雷拉的朋友们很快就发表了意见。让孩子上私立学校的妈妈们一直在向她施压，让她把孩子转到私立学校，因为那里的班级规模更小，更容易保持社交距离。一名朋友擅作主张给她寄去了当地一所私立学校的宣传册，另一个单身妈妈则要求为这对母女安排一次和私立学校老师交谈的Zoom会议。

埃雷拉知道这些朋友是好意，但希望她们能停下来。“她们觉得自己必须‘拯救’我。就像，哦，你这个可怜的单亲妈妈，你需要帮助，”埃雷拉说。“可我不想被人这么看。”

她很难完全无视朋友的评论，因为她并不总是对自己的决定有信心——尤其是在她成为单亲妈妈之后。“我很恐惧的地方就在于，自己是否为孩子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特别在疫情期间，她担心自己所有的决定都是错的。

纽约布鲁克林的家长治疗师纳尼卡·库尔（Nanika Coor）的客户中，有许多母亲都有同样的感受。她鼓励她的客户 “与羞耻感坐在一起”，并不加判断地探索自己为什么有这些感觉。

“没有完美的父母。”库尔说，尤其是现在。可她发现自己在重复同样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她不断告诉这些母亲：“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住在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的詹妮弗·布鲁内（Jennifer Brunet）加入了一个家庭小班课程。她和其他四个家庭一起，聘请了老师在暑假期间为孩子提供学习方面的指导，每节课30分钟，每次25美元，每周三次。

布鲁内特总是期待着上课。她把家里搜罗了个遍，确保5岁的西尔维（Sylvie）拥有她所需要的一切：平板电脑、纸片、各种颜色的蜡笔。布鲁内特说，女儿每天都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这取决于老师的计划：他们可能会玩一个小游戏，或者画一幅画。有一天，孩子们还学习了手语。

布鲁内特说，对她的家庭来说，组建一个家庭小班显然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但她为此感到羞耻，不敢向太多人分享自己的经验。

布鲁内特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热衷于帮助边缘社群的相关工作。她说，富裕家庭组建家庭小班，加深着现有的不平等。在大多数家庭无法支付教师费用的情况下，这种学习方式是 “可耻的”。她曾考虑过向几个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开放家庭小班，不需要他们付费。“我对我的丈夫说，'我们说得很好，但我们是否在行动？”

这对她来说就像一个考验：是否愿意践行自己的价值观。

“突然间，家庭小班课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禁忌。”凯瑟琳·戈德斯坦（Katherine Goldstein）是一名记者，同时是一档女性播客栏目的创办者。在近期的几篇文章中，媒体关注的是家庭小班将如何扩大贫富差距，尤其是那些雇用专业教学人员的家庭小班课程。“这种说法似乎责怪那些拼命想在大流行时期让自己的工作和孩子都完好无损的妈妈。媒体应该转移火线，要求政府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

“大多数组建家庭小班课程的人，并没有支付10万美元让公立学校教师离职的意思。”戈德斯坦说，“这是与邻居联合起来，找出的小规模集体解决方案。”

被劝离职场的母亲

不仅仅是家庭小班课程。妈妈们曾因雇佣保姆、私人家教或交换生来解决新冠病毒儿童护理问题而感到羞愧。

当产假在5月结束，格蕾丝-麦克斯韦（Grace Maxwell）雇了一个保姆来照顾她3个月大的儿子。麦克斯韦和她的丈夫曾在挑选了一家小型日托，但在新冠病毒发生几周后，这家日托所就永久关闭了。

麦克斯韦是一名抵押贷款从业人员，春天是她最忙的时候。她的丈夫也是全职工作，整个新冠时期都得去办公室。有几个星期，麦克斯韦兼顾工作和宝宝，一边接电话，一边在背地里哭。

虽然现在有了保姆，但她觉得自己不能谈论这事儿。当她告诉自己的几个朋友，她们当中有人说：“哦，能买得起那东西一定很好。”这让她对自己在保姆上的花费感到强烈的耻辱，她说，人们需要引入外界的帮助，尤其是在很多人都经济困难的时候。

她的丈夫不理解她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总是感到内疚，我觉得这些钱好像都是因为我才花出去的。”

这些母亲既要做全职的护理员，又要做全职的员工，这让她们觉得自己在两方面都很失败。

柯林斯说，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如果女性不断对自己的选择感到羞愧和内疚，我们会看到女性纷纷离开有偿劳动市场。”

多年来，家人一直劝贝塔妮·索伯扎克（Bethany Sobczak）辞掉她的工作。她在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市工作，是一家大公司的高级人力资源代表。她热爱她的工作，并为自己的收入感到自豪。当她在大学里怀孕，不得不离开学校时，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升迁到这么高的职位。

在新冠时期，劝她辞职的声音加剧了。索伯扎克的母亲和祖母都觉得，她丈夫赚的钱足够养家糊口了，她为什么还在工作? 她们总是说，等她年纪大了，她会希望曾经能多花点时间陪陪她的三个孩子。两个老人一次又一次地指出，孩子们会从母亲的全力关注中受益。

公司的一位高级经理给了她同样的建议。

在最艰难的时刻，她一边打电话，一边听着孩子们的尖叫和打闹，索伯扎克想过辞职。她的丈夫在整个新冠时期都上夜班，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家里没有外援。

“我到了这样的地步，我想，‘好吧，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担心她的孩子们落后于人。

几周前，索伯扎克起草了辞职信，但一直没有提交上去；如果她现在辞职，她就再也回不去了。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工作。她说，如果这还不足以让她继续从事有偿工作，那还有什么呢？

索伯扎克从未考虑过她丈夫可能会缩减工作时间或辞职的可能性。“我永远不会要求他这样做。而且你可以肯定，别人也不会这么做。”

本文原作者为卡罗兰·基切纳（Caroline Kitchener），编译自：https://www.thelily.com/the-mom-shame-is-so-real-theres-no-way-to-win-in-the-pan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