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米兰诺贵都小区正在经历一次野生动物种群爆发。

7月20日晚上，生物学者王放在小区里拍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猫粮在草坪里的景观石上堆成小山，十几只像小狗一样的幼年貉围过来吃食。它们的双眼在夜幕里闪闪发亮，状若《狮子王》里的鬣狗群。

这并不寻常。王放关注上海城市内的野生貉多年，以往一个小区里至多只有20多只貉，而在对米兰诺贵都小区进行地毯式搜索后，他保守估计这里至少有60只。

一个月前接受全现在采访时，王放曾仔细分析过这种小型犬科动物的习性a——它们温顺而害羞，即便有好奇心，也常与人类保持距离。但大量的猫粮投放改变了它们对人类与对待同族的态度——它们变得亲人，却不惜与同类在镜头前争斗，发出声嘶力竭的尖叫。

在王放看来，过去的冬天是个暖冬，上海的自然条件变化，小区居民投放猫粮都是这次物种爆发的原因，但最主要的是猫粮。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城市的人口比例越来越大。上世纪60年代，城市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4%，2018年是55%，据估计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加为70%。动物的栖息地将越来越多地被人类占领，而米兰诺贵都小区的人貉相遇不过是其中的缩影。动物随遇而安，但人类或许需要更多与它们相处的技巧。

“貉危机”

貉对城市的适应能力让王放惊讶。王放说，它们一度几乎在上海销声匿迹，城市建设夺走了它们的栖息地，把森林变成道路和楼宇。但从2018年开始调查这种小动物开始，他发现，它们可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找到栖身之地——老小区的地下室和排水管，别墅区的假山和储藏室，煤气管道、下水道等等。

这种昼伏夜出的动物对人类保持着克制的好奇心，只会远远地观察人类。此前即便偶有貉攻击人类的传闻，也很难核实。“理论上，母貉在春天喂养小貉时会有保护幼崽的行为，但如果人类不主动发起攻击，貉不会咬人。”王放说。

但在2019年中秋节，问题已经初现端倪——王放偶遇了一只貉，后者凑到他脚下，扒拉他的鞋带。他打开手机摄像头，放在地上，退后几步，带着黑眼圈的貉接近镜头，留下一张脸大身子小的近照。王放推测这是个特殊的个体，但同时他也知道附近有一个人在喂这只貉，而这或许是它对人类好感的来源。

时隔一年，童话的温情不复存在，猫粮让新一代小貉发生着改变。

王放推测，在这个春天，小区里出生的貉全都活下来了——这并不符合自然规律，到了夏天，它们本该离开小区，扩散到周围的小区。而有限空间里的资源竞争，使得幼貉之间发生“密度制约效应”，它们因竞争压力而感到紧张，可能会出现不必要的捕食和冒险行为。

在《新闻透视》里，王放说，在镜头前彼此攻击、争抢猫粮的貉基本都还是幼年，老貉们依然维持着对人类的警惕心理，而幼貉“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错的”。

这只是上海一个小区短暂的困境，却不能不让人想起这种动物过往的威名——在欧洲，貉被作为毛皮动物豢养，但它们很快就成了入侵物种。这种动物对于食物不挑嘴，无论人类的垃圾，夜市里的剩饭，还是鱼鸟、草根，它们通通咽得下；它们繁殖速度很快，9到11个月就能性成熟，可以生5只幼崽。1951年时，拉脱维亚人在野外发现了100只左右的貉，但到1963年，野外的貉就暴增到一万只，而且无法根除；在瑞典，瑞典狩猎和野生动物管理协会训练了专业的猎人猎杀貉，两个猎人在数年间杀死2000多只貉；2017年，欧盟将貉列入生物入侵名单——它会与本地的灰狐、红狐竞争，还可能伤害筑巢的水鸟。

当这种强大的生存、繁殖能力遇上人类的投喂，物种爆发并不算意外。根据上观新闻的报道，小区居委会曾“摸排过，发现有近10位居民经常投喂野猫”。而在这次“貉危机”之后，“他们已发动楼组长、小区志愿者、护楼队等多方力量，锁定投喂居民，由居委会和社区民警上门做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否奏效尚且成疑，起码就目前来说，居民们的投喂行为不涉及违法违规。

而与此相对，美国各地已经对投喂野生动物做了严格的规定：联邦法律禁止在联邦公园内投喂野生动物；加利福尼亚州法规禁止喂养大型哺乳动物（包括熊和鹿），同时也规定，骚扰、放养动物为非法行为，其中骚扰指故意破坏野生动物自然行为的行为——包括投喂；洛杉矶则禁止喂养非家养的啮齿类或哺乳动物，包括松鼠、郊狼、浣熊、狐狸和负鼠等；即便是因非法投喂野生动物致残的人，也可能遭遇刑事指控。2012年，佛罗里达州一名男子在喂鳄鱼时手部受伤，却因非法喂养肉食动物而被控以轻罪。

“《野生动物保护法》严格禁止对于濒危珍稀动物和‘三有动物’（即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的捕猎行为，并且伴随着疫情的保护浪潮严格规定了食用野生动物禁令。但是对于野生动物的投喂，则被野保法忽略了。”王放在微博里说。

城市与动物的距离

法律之外，人类面临的问题是，该如何与野生动物毗邻而居。

《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说，“一件事要是倾向于保存生物群落的整体性、稳定性及美便是对的，若它的倾向不是这样，就是错的。”

但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显然还没有足够的市场，人们对野生动物总是怀着叶公好龙的感情。翟晓欣对此深有体会，他在上海从事自然教育，工作的内容之一是带着孩子们在城市内外的自然环境里识别物种。

他记得，在某个自然教育基地里有一个蜂巢，远远就能听到蜜蜂的鸣声。

孩子们往往面露恐惧，但他会告诉他们，蜜蜂是种性格温柔的昆虫，除非收到惊扰，绝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哪怕是短暂的纠缠也没有恶意，它们只是被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身体散发出的红外线吸引。他带着他们靠近蜂巢，零星几只蜜蜂会停在他们身上再离开，证实了翟晓欣的说法。

然而蜜蜂课堂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当翟晓欣再带着孩子来到同样的地方时，发现蜂巢已经被移走，工人告诉他，有游客多次向基地投诉，蜜蜂令他们不安——他们所热爱的自然容不下一只蜂巢。

这种对野生动物的排斥渗透在城市建设的每个角落，有时甚至并不夹杂恐惧与恶意，“我们意识到，规划、开发、建筑和工业设计都是消灭这个星球上其他物种的同谋。”生态规划和建筑公司Terreform的董事兼联合创始人米切尔·约阿希姆（Mitchell Joachim）接受BBC的采访时说。

这是一种极其细密的合谋，几乎遍布城市生活的每个角落，以及每只动物的一生：王放曾在采访里提及，想要饮水的乌鸫时常被困在城市的景观水池边，从一端飞到另一端，但深达数十公分、池壁竖直的水池并不允许这只小鸟驻足饮水，它只能站在池边，俯视水面；而城郊的农田里，翟晓欣发现，混凝土浇筑而成、光滑坚硬的沟渠取代了以往由泥土、石块构成，内壁粗糙的沟渠，蛙类无法翻越这些沟渠去交配、繁衍，只能被困在一片狭小的田地里，直到旱季到来，干渴死去；而貉也面临一样的迁徙难题——城市小区和公园里的绿地被水泥道路分隔成碎片，它们每过春天需要迁徙时，就不得不面临高密度的交通和人流，短短的迁徙之途变得险象重生。

但另一方面，一些细致的改变也会带来生机：在南京，一片雨后的水洼成就了一小片生态圈，乌鸫和珠颈斑鸠先后在水边饮水，黄鼬干脆在里面打滚洗澡；在上海，为净化水质而投放的生态浮岛成了鸟类和蛙类的歇脚地，夜鹭时常在上面停留，观鸟者为此兴奋不已。

这也是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根据BBC的报道，伦敦的自然爱好者们正在筹划一项听上去有些疯狂的建议——将1572平方公里的大伦敦地区（包含首都伦敦和32个伦敦自治市）指定为国家公园。项目的推动者拉文·伊利森（Raven Ellison）说，这不需要立法、不需要挂牌子，但不需要立法，也不具有任何正式的规划权。它是半保护区，拥有传统国家公园中的所有公共活动和保护工作，市民的住宅、工作场所和花园都将被纳入其中。

这个过程伴随的不是推倒建筑、复原丛林，而是在现有基础上的微小改动，例如在盖房时使用“雨燕砖”（一种有小孔、内有鸟巢的砖块，专为吸引燕子而设计），在围住自家小院的篱笆上为刺猬打洞，或者挖掉水泥铺成的路，种植本土的花草、尽量不砍伐树木，以及在适当的地区放置蜂箱、饲养蜜蜂，而这将为本地的植物授粉带来帮助。

而在这些努力下，动物已经回归城市——在伦敦市中心，人们发现，在没有刻意引入的情况下，濒临灭绝的赭红尾鸲开始在市中心安家。此前这种动物在全英国只有20到40对。

但在上海，适宜貉生活的城市荒野还未到来。米兰诺贵都的居民发现貉已经成为威胁，于是他们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据上观新闻报道，居民们开始大量向居委会和物业投诉，担心自己被貉伤害。而物业只能开始试着捕貉。

但另一方面，貉的捕捉和投放需要经过市政府的协调，它们还未获准进入理想的森林公园。米兰诺贵都的保安只能在收到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的许可证后，将捕捉到的2只貉投放到两公里外的林子里，其他的投放在6公里外松江区林业站附近的林子里。

但这些都并非理想的投放地——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它们还会回到小区，再次为猫粮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