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涂雨清

距离2020年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大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十天，但灾后的重建工作却远未完成。目前爆炸造成了178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8万儿童流离失所，大约100万人受到影响。

黎巴嫩生活着数量庞大的难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黎巴嫩的难民人口有150多万，其中20万难民生活在贝鲁特。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又先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贝鲁特大爆炸的冲击，黎巴嫩人的生活遭受重创。对于更加脆弱的难民来说，生活更加难以为继。

全现在第一时间联络了北京平澜基金会共同未来基金驻黎巴嫩的难民项目管理者詹尉珍，作为大爆炸的亲历者，她和我们谈了谈这场毁灭性的爆炸事故，以及多重打击下黎巴嫩的社会现状和难民们在黎的生活。

以下是她的自述。

爆炸

黎巴嫩当地时间8月4日下午6点07分，天依然很亮，我正坐在办公桌前整理关于叙利亚难民儿童的文件。我的办公室在首都贝鲁特Badaro街区，与爆炸的发生地之间的直线距离约3-4公里。

突然，房子开始剧烈晃动，我的第一反应是地震了，而后脑子一片空白。房子摇晃了一会后停下了，紧接着一声巨响，伴随着玻璃震碎的声音。我本能地身体靠墙，远离窗户阳台，双手挡住面部与前胸，担心办公室的窗户玻璃也会被震碎。过了一会儿，周围又安静下来，我见没有动静，便去阳台查看情况。

因为办公室楼边就是军队医院，也有岗哨，有情况他们便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医院门口聚了一群人。办公楼正对面一楼的小吃店，门上的玻璃全碎了；而左边不远处，有个正在施工的房屋尘土飞扬。附近的楼屋中，也陆续有人走到阳台上张望。接着，天空中一大块粉色烟尘从北方飘来。

我全身发麻、战栗，捂着嘴巴，被紧张的情绪控制。我连忙开始联系房东、本地朋友，询问事件起因，并询问国内做过灾害救助的同事该如何自处。我在想，不会真的要打仗了吧，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全，所有情绪涌上心头。

去年11月，黎巴嫩爆发革命，我留了下来。疫情期间，周围朋友都劝我回国，我留了下来，还协调发放物资给难民。现在，又逢这样的大爆炸，且国内派驻此地的同事只我一人。曾在叙利亚工作的唐哥打来电话安抚我。之前他在叙利亚，炮击、炮炸是常有的事情。他开始指导我一些处理方式方法，让我平复情绪。

我努力保持镇定，但手脚仍然发麻，开始询问难民受伤情况，这里的中国、黎巴嫩及叙利亚朋友的安全。

爆炸发生第二天，我和合作伙伴开始了救援工作。国内办公室直接对接了一些志愿者，他们开始向灾民发放物资，之后我去到爆炸的现场了解情况，跟合作伙伴商量了一些对策方案，并开始做救助评估。目前爆炸造成了178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8万儿童流离失所，大约100万人受到影响。

不过，贝鲁特大爆炸难民受直接影响的比较少，难民营主要是在南部，爆炸发生在北部。但在爆炸点的东部附近，还有一个经济比较差的区域，里面居住着叙利亚难民，对他们的生活影响非常大，另外爆炸导致贝鲁特港口大量的粮仓被毁，食物供给要是跟不上了，这些本身挣扎在经济贫困状态的叙利亚难民，包括贫困的黎巴嫩人，生活会更加难。

我走访了几个受灾的家庭，有一些是八九十岁的独居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在被毁的房子里哭，他说自己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还是只能住在这儿，自己还长期吃着药。

那间房子里窗户和门全部碎了。老人住在客厅里面，客厅靠外面就是阳台，玻璃也都碎光了，他就挪到客厅偏里面一点的地方，光线很暗。

难民营

2019年6月底，我来到黎巴嫩，作为北京平澜基金会共同未来基金的难民项目官员，开展相关的公益项目，我们的项目点主要有两个：贝鲁特的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和贝卡谷地。两处都是服务叙利亚难民为主。

贝鲁特的难民营是1950年左右巴勒斯坦战争时期建起来的难民社区。后来，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的时候，也有很多叙利亚难民涌进黎巴嫩，所以在与叙利亚交界的贝卡谷地也有难民居住。

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我们开展了一个针对女性的项目，支持建立了一个小的妇女中心，我们在里面给女性开设缝纫课，教她们一门手艺。依托于缝纫课，我们再提供一些设计，让她们按照设计的款式做一些缝纫产品，在黎巴嫩本地做销售，或者运到中国国内销售。我们也会给难民营里十岁到十八岁的女孩子培训英文。在东部贝卡谷地的难民营。我们会教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少年英语，另外每个月我们也会给特别贫困的家庭，或者有残障儿童的家庭，提供一定的资金补贴。

黎巴嫩生活着大量的难民，但通常，黎巴嫩的公共服务是不会惠及难民营的，里面的情况政府也不管。因此难民们面临许多问题，首先就是住宿。这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由于设立较早，1950年左右就建立起来，规划得也很混乱，现在看上去，房屋排得很密，也没有人管，非常拥挤，有些时候你在一楼、二楼，可能一年到头都看不到太阳。更让人担忧的是，这里水管跟电线管道全都杂乱在一起，很危险，每一年都会发生触电事故。

第二个问题就是难民的经济生活来源，黎巴嫩社会本身正在经历经济危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得很厉害。另外，这些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本地工作受限，比如说像医生、律师这些工作都不能从事，只能打打零工，做一些服务业或者农业，建筑工之类的工作。

我之前跟在叙利亚的巴勒斯坦人有过接触，1950年左右巴勒斯坦战争的时候，一部分难民逃到黎巴嫩，也有一部分逃到了叙利亚。逃往叙利亚的难民居住的区域跟其他公民所在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太大差别，除了他们难民的身份，生活没有什么别的不同。

所谓难民营实际是政府划归了一个区域，然后用来安置这些逃离自己国家的人，但是在黎巴嫩主要还不是这个模式，它叫做informal settlement（非正式安置）。比如说叙利亚涌过来的难民，有些住的是临时帐篷，这些难民逃过来了，黎巴嫩的政府没有特别管理，而在贝卡那边的农场主划了一块地，跟某个NGO签订一个协议，这块地我供你用。然后就搭了几个帐篷，上面安置了难民，之后他就可能会雇这个帐篷里面的难民到地里去工作。

困境

共同未来基金之前一两年就派过中国志愿者到黎巴嫩来做短期的志愿活动。我也因为这些志愿活动和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建立了联系。

目前在黎巴嫩只有我一个常驻的全职员工，但合作的机构都挺给力的，大家也都有心帮助难民重建生活。偶尔还会有中国志愿者，包括有一些中国企业也愿意支持我们的工作。

​刚来到黎巴嫩的时候主要还是适应环境和生活方式，因为长期处于紧张的局势中，这里会有一些禁忌。比如你不能够在当地乱飞无人机，因为别人可能就以为是携带着炸弹之类的，进难民营不能随便拍照，你要是随便拍照的话，可能就保不齐被某一方势力抓走了。

今年2月底黎巴嫩疫情爆发，大家都很担心。因为本身难民营的医疗设施就跟不上。如果说要是在难民营有一例确诊的话，那么按照它的人口密度，基本上整个难民营都不会乐观。于是我们关闭了难民活动中心，学校也关了，我们还给难民营里面的社工和医护人员做了一个培训，让国内医生远程给他们上课。也发放了一些卫生跟食品的物资。

7月以前，疫情防控的效果一直不错。但是7月开放航空线路后，就不一样了，从每天发现几十个病例，到后来数百个。贝鲁特爆炸发生之后，大家都在现场救援受爆炸影响的灾民，没有考虑到疫情的防护，这几天黎巴嫩的疫情又出现了一个小的高峰。难民中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也增加了。

黎巴嫩本身就是在经历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的非常厉害。就拿我自己买豆腐为例，去年底的时候买一块豆腐是7000块（黎巴嫩镑，约合人民币32元），我刚刚去超市，那个豆腐已经是24000（黎巴嫩镑，约合人民币110元），涨了三倍多。疫情和爆炸，无疑加重了社会的负担和民众的不满。

爆炸后的这段时间，贝鲁特经常爆发反政府示威游行。事实上，去年10月中下旬的时候示威游行就已经开始了，但这次的游行更加剧烈，伤员也很多，我在屋子里不断听到救护车的声音。

爆炸波及了市区很多医院。这些医院之前还接诊新冠肺炎的病例，它们都在爆炸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一间贝鲁特非常知名的医院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起筹款，要1000-2000万美元才能重建。我前几天走访了一间规模比较小的诊所，一半的空间都不能用了，医生只能在大堂接诊。比较幸运的是，一些社会组织的驰援及时赶到，当地多了一些流动医院接收病人。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黎巴嫩社会雪上加霜，难民营的条件原本就差，偶尔有难民说待不下去，我担心爆炸之后，难民的生活更难以维持，或许他们会选择逃往别的国家重新开始。

我很喜欢在黎巴嫩的工作，每一次跟难民在一起交流都挺开心的，我们相处得很融洽。有的时候去难民营里面，年长的女性会问我喝不喝茶，我们就坐在一起，边喝茶边聊家常，她们会问我结婚了没有，要不要嫁给我儿子之类的。知道我是中国人，她们还会拿出一些中国产的面霜之类的给我看，让我抹，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看起来也挺快乐，但是相处久了，你才会发现不同。他们有时候正在干着什么事情，突然就大哭起来，或者是跟我很开心地聊着聊着，冷不丁的说出一个她过去的经历，让我很震惊，也很伤感。

有一次，我正在和一个难民聊天，她在那里画画，画着画着就开始哭了。我就问她画的是什么，发现她其实是在写艺术字，大概的意思是“愿你在天堂平安”。

我后来才知道，她唯一的儿子几年前在冲突中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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