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全历史 哥特人的猫

公元1813年9月15日，两百名天理教徒潜入京师，准备攻打紫禁城。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支，这批教徒大多是京城附近的穷苦农民，聚在一起想要推翻皇帝。他们找到了几个宫中信教的太监，打扮成行商，准备在内应的带领下突袭皇宫。

就是这么一群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居然成功突破了禁军的防御，一路杀到了养心殿。

多亏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皇帝）临危不乱，以鸟铳击毙了两个冲在最前面的头领，这场滑稽的叛乱才被平定。

皇城是封建王朝绝对的心脏地带，变乱一旦在皇城发生，往往标志着君主已经丧失了对国家机器的掌控能力。

比如玄武门之变（此处可a至626年7月2日的西安）前夕，一千多个支持李世民（此处可a至649年7月10日的西安）的囚犯被人带着大摇大摆地杀向玄武门，李渊竟对此懵然不觉；梃击案（此处可a至1615年6月26日的北京）中，农民张差拎着一根木棍冲进东宫，差点伤了太子，万历（此处可a至1563年9月4日的北京）却不得不将证人秘密处死，全不想追查此事。

与上述的两次变乱相比，嘉庆年间的这起案子更加离奇。

囚犯们冲击玄武门有权势熏天的秦王撑腰，梃击案背后也有郑贵妃的身影，可这些天理教徒不过是找了几个信教的太监做内应，他们凭什么能冲进防卫森严的皇宫呢？

说来简单，因为嘉庆年间紫禁城的安保水平实在太过低下。

在清代，只有八旗子弟有资格担任紫禁城警备。这些满族的权二代们享受了一百多年的太平日子，早就不复曾经的勇武彪悍。

虽然禁军在皇城安保上有极为严苛的审查规定，但懒惰的八旗兵在实际执行时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只要给够“例钱”，哪怕刀剑都可以带进宫中，甚至还出现过老百姓贿赂守卫，溜进御花园盗伐林木来给自己盖新房这种荒唐事。

禁军的玩忽职守给天理教徒举事提供了便利。

当天他们伪装成贩卖枣子的客商来到西华门外，然后掏出暗藏的兵器突然发难，西华门守军全无戒备，竟被六十多名天理教徒冲破了封锁。当时的步军统帅策凌在听到西华门失守时，连冲进皇宫的暴徒数量都没搞清，就急匆匆地备好了马车准备和老婆孩子一起逃跑。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嘉庆朝皇城第一次出现治安问题了。

早在嘉庆四年，有一个叫陈德的厨子因为失业难以过活，便带着尖刀混进皇宫，想要行刺皇上以求一死。当时嘉庆身边的一百多个侍从竟无一人上前拦阻，要不是定亲王绵恩缠住了刺客，嘉庆差点就做了刀下之鬼。

皇城接连生变，向来有涵养的嘉庆也绷不住了。

在叛乱被平定的第二天，他发布了一篇措辞激烈的《遇变罪己诏》。嘉庆对紫禁城的变乱大惑不解，说朕“力行节俭，永杜贡献”，也算个勤俭的皇帝，怎么就有那么多暴民想让朕死呢？

他把矛头对准了满朝文武，撂下一句气话“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切勿尸实禄保位，益增朕罪，笔随泪洒”，情绪委屈至极。

在专制社会中，皇帝的施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生好坏。老百姓被逼到刺杀皇帝、攻打皇城的地步，嘉庆本人似乎难辞其咎。

他真得像自己说的一样勤政爱民吗？

这还真是实情。虽然光论才干，嘉庆比不上天资卓越的父亲和爷爷（此处可a至1678年12月13日的北京），但以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来说，他绝对算是个仁君。

第一，他打倒了巨贪和珅（此处可a至公元1799年2月14日的北京），自己也以身作则，反对奢侈铺张，大力整顿吏治。在嘉庆四十岁生日时，有官员上表请求给皇帝办法事庆生，结果马屁拍到了马蹄上，嘉庆大发雷霆，痛斥其只知逢迎上意，将他的官位一撸到底。

第二，他废除了文字狱。乾隆（此处可a至1711年9月25日的北京）大兴文字狱，使当时的文人士子人人自危，百官噤若寒蝉。为了打开言路，嘉庆皇帝为乾隆年间的多起冤狱平反，赦免了众多思想犯的后代，承认父亲在处理文字狱时“情法失常”，这在极重孝道的清朝可以说是了不起的善政。

第三，他也很关心民生疾苦。嘉庆曾发谕旨严禁大臣向他进献古玩玉器，说这些宝物都是取自民膏，有害无益。不久有大臣上奏说，地方按例进贡的玉石已经在运往京城的路上，不知该如何处置。嘉庆立即下令：“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可见其拨乱反正的决心。

这可真是啧啧怪事。既然嘉庆勤政爱民，百姓又为什么会活不下去呢？

因为清朝的病，早就不是靠皇帝奋发图强就能治好的疥癞之疾，而是系统性的癌变。

一方面，中国的官僚政治发展到清代，贪官们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嘉庆亲政后大搞惩贪运动，全国十一个总督被他罢免了六个。可势头过后，地方贪腐如旧，甚至出现了谋杀监察官员的事。

嘉庆十二年江苏大水，李毓昌受命监察淮安地区赈灾的情况，被当地知府、知县买通仆人，用砒霜加以杀害。两江总督铁保公然为案犯开脱，说李毓昌自己饮食不慎中毒。可见嘉庆的反贪风暴落到地方，早已变成了温和的毛毛雨。

另一方面，迅速膨胀的人口数量使清王朝治理基层的难度远超过往。

在乾隆晚年，中国的人口数量已经暴涨到3亿人。这一数字是唐太宗时的7倍，唐玄宗时（此处可a至公元685年9月8日的洛阳）的4倍，宋仁宗（此处可a至1063年4月30日的开封）时的3倍。虽然康熙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农民哪怕在盛世中也填不饱肚子。

现实生计难以维系，他们只得诉诸精神上的解脱。清朝的宗教结社兴盛，白莲教、太平天国（此处可a至1851年1月11日的广西金田）起义风起云涌，其根源就在于人口的激增。

这，显然已经不是皇帝个人所能解决的问题了。

在天理教徒起事后，嘉庆就像变了个人。他曾经怀着满腔热血向父亲的弊政宣战，想要挽狂澜于既倒，但紫禁城之变让他累了、乏了。

他决策时开始照搬列祖列宗在《实录》中的惯例，告诫官员们要讲“良心”，甚至抨击王安石（此处可a至1086年5月21日的南京）、张居正（此处可a至1525 年5月24日的湖北荆州）的变法，完全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嘉庆终于向父亲、向官僚集团投降了。志在中兴的仁宗睿皇帝带着中衰的评价结束了悲剧的一生，而他苦苦维系的清王朝，也就此失去了一切转危为安的可能。

随着中国人口数量超出土地的承载力，马尔萨斯陷阱终于在清朝爆发（详见规律55 - 马尔萨斯陷阱：冲不破的资源天花板）。嘉庆竭力想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拯救国家，最终还是没能挽回清朝中衰的局面，这也验证了个体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的渺小（详见规律47 - 长时段理论：历史的进程与个体的无奈）。

历代评价

1、他作为一个帝王，被历史赋予了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封建社会的没落和王朝的没落，重叠在一块已经注定他难有作为。

——喻大华《嘉庆皇帝》

2、嘉庆的悲剧在于认为天下的问题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而没有从自身找责任，也没有从制度挖根源。

——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