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牢骚究竟戳痛了谁的心思？
文/全历史 锦灰堆
公元1079年9月14日，苏轼被指控以诗文讽刺新党、不敬皇帝，而被投入御史台监狱。
五个月前，苏轼调任湖州（今浙江湖州），给当时的宋神宗（此处可a至1085年4月1日的开封）写了一封谢表。本来是例行公事，而御史李定等人从苏轼的谢表中挑出一些词句，说苏轼对神宗推行的新政衔怨不满，紧接着这些人又找出苏轼早先的一些诗文，指控他对皇帝大不敬，罪可至死。
宋神宗派人将苏轼抓捕入狱，定以死罪。后来在曹太后和王安石等人的极力劝阻下，才把苏轼的判决改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安置”，即在地方官监视下的流放。
因为此案由御史台告发并审理，而御史台因常有乌鸦栖居，又被称为“乌台”，故这一案件也被称为“乌台诗案”。
其实从宋仁宗（此处可a至1063年4月30日的开封）时期范仲淹改革（此处可a至1052年6月19日的徐州），到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此处可a至1069年3月22日的汴京），主张变法的新党和保守的旧党之间倾轧和矛盾不断，前有构陷欧阳修扒灰的丑闻，后有双方对“阿云杀夫案”的争辩（此处可a至1069年3月12日的登州），到了这次的“乌台诗案”，罪名更是明确指出苏轼讽刺新政。
那么，苏轼真的仅仅是新旧党争的又一牺牲品吗？
恐怕历史真相不仅仅如此，这背后还牵涉到皇帝对手下大臣们的制衡之术。
首先来看一下苏轼被指控为讽刺新政的诗句：
“（陛下）知其（苏轼）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其实是用这句诗谦虚地表示会竭尽所能当好父母官，而御史李定则认为“新进”是暗指因变法而新提拔的官员，“生事”则是直接针对熙宁变法，言辞满是不得志后的讥笑与嘲讽。
当年李定的母亲去世后，他本该辞职为母亲服丧，但李定为了保住政治地位没有这样做。苏轼不齿李定的行为，便在一首诗的序中对“不养母者”大为批评讽刺。苏轼的诗传唱度很高，引得当时的人对李定颇有微词，李定由此记恨在心。
于是，到了乌台诗案中，李定便不遗余力地收集苏轼之前所作的诗文，将苏轼的罪名从讽刺新政一直加到不敬皇帝，企图将苏轼置于死地。
第二，以李定为代表的“新进”通过苏轼打击旧党，稳固自己的地位。
之前，因为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在实际操作中产生了诸多弊端，王安石主动请求罢相。而乌台诗案的几位主导者李定等人都是王安石改革时期的骨干，他们在失去王安石这面大旗后，虽然得到宋神宗的任用，但也唯恐那些反对新法的大臣趁机反扑，便用苏轼开刀打压旧党。
李定等人选择苏轼作为入手点，除了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此处可a至1037年1月8日的眉山），发牢骚的诗文证据一抓一大把，更重要的是，苏轼交友范围广泛，而且大部分是旧党。“乌台诗案”后，因苏轼获罪而受到牵连的官员有30多名，驸马王诜（shēn）被削爵，苏辙被贬，司马光被罚金，连在外任职的黄庭坚也因为曾与苏轼唱和受到惩罚。而这些人，在神宗死后大多参与了反对新政的“元祐更化”。
诚然，苏轼对于新政的确有诸多不满，但这一种态度其实早在王安石任宰相时就已经显露，甚至是更为直白地上谏反对。
那么，为什么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出言反对没有遭到惩罚，而王安石罢相后苏轼的几句诗却会被治罪呢？
这些还要归结到支持新政的宋神宗身上。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还尊他为“师臣”，默许王安石大量任用自己的门生来实施变法。但王安石为人执拗（此处可a至1086年5月21日的南京），即便是神宗亲自裁断的案子，王安石也直言指摘神宗的判断平庸，才能比不上仁宗。
后来又有人提议将主管军事的枢密院和负责行政的中书省合并，一同交给王安石管理。这一提议让神宗大为惊惧，他看到了大臣专权的苗头，由此想要对王安石予以打压。
这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就成了神宗现成的帮手。神宗明知道司马光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却依旧多次提拔司马光。神宗放任司马光批评王安石，但对司马光提出的建议却不予实施。
而苏轼的反对言论与司马光是同样的作用，即便苏轼直接指摘新政的弊端，神宗只会将其视为制衡王安石的工具，不仅不会怪罪，还会予以纵容。这也是为什么神宗一心要改革，却接受王安石的两次罢相。
第二，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亲自推行改革，就不再需要苏轼的反对声音了。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提拔了李定等人继续推行改革。但以李定为代表的这些“新进”比王安石“听话”，对于改革的实际效果只报喜不报忧，这让神宗的改革看起来顺风顺水。
而身在地方的苏轼，看到百姓的生活依旧没有得到改善，不免要哀叹民生之多艰。但是，此时已经没有了王安石这个“靶子”，苏轼的不满论调继续打出来，便直接打在了神宗身上，这才是苏轼牢狱之灾的根源。
在乌台诗案中，苏轼本人尚未受到任何问询便几乎被定罪。之后，神宗又任命“原告”李定等人审理此案，从一开始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尽管宋太祖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规矩，但在乌台诗案中，如果不是群臣劝阻，甚至连外调的王安石都为苏轼求情，恐怕宋神宗真的会将苏轼置于死地。
乌台诗案乍一看是被新旧党争所牵累，毕竟连苏轼自己都说是李定等人诬陷他。但其实，如果没有宋神宗的意愿，单凭李定等人和几句诗，又怎么能将苏轼推到生死边缘呢。
宋神宗运用制衡之术对大臣的权力加以限制，五百年后的嘉靖皇帝也是利用内阁与司礼监相互制衡而治天下（此处可a至1507年9月16日的北京），到了清代，康熙帝放任索额图与明珠相争，以此独掌权势。
这些制衡现象背后，隐藏的是历代皇帝对于最高权力的独占欲。
历代评价
神宗尽得荆公许多伎俩，更何用他？到元丰间，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备左右趋承耳。 ——朱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