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跳蚤。
文/全历史 夏虫虫语冰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在上海出生。关于她的生日，还有9月19日这个说法，我们采用许多官方纪念活动用的日期，以前者为准。
她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从1943年开始，发表了《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声名鹊起，被称为“上海滩最红的女作家”。
1955年，张爱玲远赴美国，此后虽一直在创作，却再不复往日的荣光。近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了张爱玲的作品，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
她俨然和法国的杜拉斯（此处可a1914年4月4日的巴黎）一样，成为了出版界的宠儿。她的作品大量地被导演改编，搬到荧幕；小说也不断再版，畅销不衰。
人们不只爱她的作品，更因其个性怪异、语言犀利而受到人们的关注。比如她曾说“出名要趁早”、“人生是一袭华丽的旗袍,里面爬满了虱子”等。
那么，张爱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她是与父母决裂的名门之后。
张爱玲出身不凡，奶奶是李鸿章（此处可a1894年8月26日的天津）的女儿，爷爷是清末名臣张佩纶。其母亲也是名门小姐，连后来的继母都是民国总理的女儿，这一大家子真是非官即贵。
家庭如此显赫，却不和睦，父母在张爱玲10岁时，因观念不同而离婚。
父亲娶了后妈后，对张爱玲不再宠爱，在后妈的挑唆下，甚至把她毒打一顿，圈禁了起来。
后来，张爱玲与父亲断绝了来往，和母亲一起住。可是，张爱玲生活能力较差，人也不够机灵，上学还花费不小，引得母亲的鄙夷。在《私欲》中，张爱玲写到：看得出母亲是为了我牺牲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
成名挣了钱后，张爱玲马上还钱给母亲：“感谢你为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心里过意不去”。这并不是感恩，而是和母亲“两清”的方式，母亲被刺激得大哭。这种扭曲的母女关系，在《小团圆》中有大量描写。
张爱玲的作品不仅写自己的事，还多以亲人为素材，写得太过形象，难免让人对号入座。她在《花凋》里，把舅舅写成“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写舅母是“一出冗长的单调的悲剧”。可以说，正是家庭经历，让张爱玲性格变得怪异，甚至影响了她后来的人生抉择。
第二， 她还是“大叔控”。
张爱玲和家人关系疏离，唯一亲近的就是姑姑。可姑姑也不能成为其情感依靠，成名后，她才拥有了亲密伴侣——胡兰成，可没想到竟是个“渣男”。
胡兰成是上海沦陷区的汉奸文人，认识张爱玲时，已有家室。但张爱玲不顾这些，一心爱他的才华，还对他说：“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
可惜，和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女性一样，即使再有钱有才华，也难逃男性的“掌控”（此处可a1935年3月8日的上海）。胡兰成没有珍惜她的感情，反倒明目张胆地脚踏多只船。
她为这段感情所伤，曾写到：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一醒来它就在枕边，是只手表，走了一夜。
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和剧作家赖雅结婚了。两人情投意合，日子却过得很苦。赖雅后来瘫痪在床，全靠张爱玲照料，她还不得不拼命写作维持生活。
赖雅比张爱玲大近30岁，胡兰成比张爱玲大14岁，张爱玲择偶偏爱成熟的“大叔”。
她有这么一套理论：我一直在想，男子的年龄应当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我总觉得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该有经验一点。有人曾分析她这种心态，是缺少父爱造成的。
第三，她又是民国“作女”。
张爱玲一生特立独行，被视为那个时代的“作女”。
张爱玲做事非常自我，恃才而骄，不管不顾。她的作品最开始登在周瘦鹃主持的《紫罗兰》上。周瘦鹃还特意推荐其作品，对她有知遇之恩。后来，张爱玲却因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小说一次登完，就与其断交了。
后来，她在另一家杂志连载《连环套》，刚开始嫌稿费少，要求每一千字多加五十元。对方没答应，张爱玲就逐月递减字数。到第6期，干脆不写了。因为张爱玲的傲娇和任性，无数读者翘首以待的《连环套》就这样被腰斩了。
她总疑心有跳蚤，不停地搬家，不停地买东西、扔东西。1984年到1987年间，她每3天或7天就换一间汽车旅馆，完全放弃了定居生活。
正是因为她“作”的性格，让她在美国连朋友都没有，也从不跟邻居往来。当张爱玲知道自己大限已近，她没有找任何人求救，而是从容地将证件放进手提袋，留在门边易被发现的地方，随后卧床静躺，一个人等待死亡的来临。这导致她去世三天之后，才被人发现。
回顾张爱玲的一生，她始终没有逃脱“原生家庭”的影响。“大叔控”也好，小说中家庭矛盾和恋人间的背叛也罢，都有她家庭的影子。或许，正是童年时的阴影，内心的“敌人”驱使她创作小说，形成了鲜明的个性，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作家（详见历史规律5—敌戒定律：告诉你有敌人的好处）。
历代评价：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永存。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