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行》创作于1930年前后，发表于1932年。该曲是刘天华在遭受到幼女夭殇、次子病故、经济奇窘等接二连三的挫折与不幸的逆境中产生的。当时也正值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时期，他目睹国乐沉沦，下决心“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为此创办了“国乐改进社”，刘天华曾在音乐会节目单上解释道创作该曲的原因，因中国国外多数人认为中国音乐萎靡不振，所以写了此曲以证其误。

刘天华是我国30年代的国乐大师，由于他在创作和演奏上的努力，使我国的国乐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开拓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做出了巨大贡献。刘天华一生是相当清贫的，虽然他在大学任教，但那时教育经费紧张，教师的生活得不到保障。

在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内忧外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叫花子胡琴要饭的笛”一语道出了当时民族音乐的社会地位。刘天华对于贫穷毫不介意，一心一意地投身到音乐事业中，他经常对妻子说：“大丈夫唯患事业之无成，家有贤内助，贫困何足虑”。

作品赏析

《光明行》一首较复杂的带再现的复三部曲式。分别由引子、一、二、三、四和尾声六部分构成。其一、二、三和四部分相当于曲式结构的ABCB四个部分。四个部分本身又可构成一个单二部曲式。引子模仿军鼓，是同音反复的四小节，短小精炼。二胡顿音技巧的运用有力而不荒诞。弱起渐强的力度变化，形象地表现了行进的步伐由远而近。

一段即A，由A与A1两部分组成，又可以构成一个单二部曲式。此段的最后一句连续的符点和顿音的运用，给音乐增添了一种内在的冲击。

二段即B，由B与B1两部分组成。也是每部分16小节，但此段与前段形成鲜明对比，音乐情绪舒展，很适于二胡音色的发挥。为强调二胡表现力和音色的对比，刘天华先生将前后两部分分别用G、D两正反调移宫，并采取了内外弦分别演奏的方法，使音乐格调刚柔相济。结尾部分，从不同旋律所表现的不同思想内容出发，采用了十分典型的自然大调七声音阶中从导音到主音的进行，加上清晰活泼的节奏，给人一种充满信心的向上的力量。

三即C ，由C与C1两部分组成。此段带有展开性结构特征，不但采用频繁的转调移位手法、连续运用了四五度模进，而且音型化的短小乐汇也构成了器乐化的鲜明特征。整个第三段几乎全部都是建立在动机的四五度模进上面，以至形成了调性与调式的不断转换。这种旋律模进式发展，既表现了人们轻松愉快的精神面貌，又与其他各段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段中的连续转调，作者运用的是民间的转调方法，即用二胡不同的弦法来达到转调的目的。应用换弦方法来达到转调的目的的，给人感觉有上下四五度的变化。

《光明行》这首作品的尾声与其他作品的尾声不同，它将富有歌唱性的B段全部加以重复，所不同的是回到主调上的重复，并且改变了演奏法：不拘一格地借鉴、吸收小提琴的颤弓演奏。在这首作品中，大段颤弓的应用是个创新突破。二胡的颤弓是夹在两弦之间擦奏的，尤其是里弦掌握起来比小提琴要难，所以大段落的颤弓演奏，在传统乐曲里基本上是没有的，这首作品大段颤弓的应用，在当时来讲，难度技巧是相当高的。全曲的结尾句由低到高，从弱到强的分解和弦式进行，使乐曲在明朗、有力、号角般的音调上结束。

刘天华的音乐思想是以继承民族优秀遗产为基础，借鉴外来技巧为辅助，来发展我国民族音乐艺术。他主张：“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反对音乐成为贵族的玩具”；他提倡“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反对“全盘西化”和复古国粹派。

刘天华为国乐的昌盛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病逝以后，人们把他葬在北京香山附近一个林木环绕的山上。十年动乱中，刘天华的墓碑被砸成碎块，但是，墓碑主人为我国音乐事业建立的丰功伟绩，却永远不会泯灭。